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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蒂娃的精神分析及女性诗学研究

  • 投稿白熊
  • 更新时间2015-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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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琳鳞 朱媛

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浙江绍兴312000

摘要 克里斯蒂娃是精神分析学、女性主义诗学领域的代表人物,其学术的广泛交叉,她对各个问题的跨学科、多角度解答,使她对问题的研究能更加深入。克里斯蒂娃在弗洛伊德与拉康的基础上建构了自己的精神分析研究,将精神分析彻底地非理性化。克里斯蒂娃所说的女性诗学是指符合女性特质的文学,是偏重于女性特质的多元逻辑的文化诗学观。在充斥着男性话语的理论界,克里斯蒂娃以精神分析为理论支撑建立了女性诗学的别样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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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克里斯蒂娃;精神分析;女性诗学

克里斯蒂娃吸收了黑格尔、弗洛依德、拉康、巴赫金、班贝尼斯特等多位大师的理论,在女性主义、精神分析方面都卓有成绩,其理论以多元逻辑建构,广阔视野的多角度阐述方式使她同时在多个领域具有重大的影响。她提出的许多概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这些概念均建立在精神分析的基础之上。

1 精神分析研究

克里斯蒂娃在精神分析学上卓有建树,她在弗洛伊德与拉康的基础上建构了自己的精神分析研究。克里斯蒂娃以卑贱、禁忌、抛出、排斥、恐惧、反抗等概念探索了有秩序的象征世界的组建过程。她把象征世界之前的母体世界看作生命的根本状态,认为象征世界是被抛出于母体之外的,象征世界利用对卑贱物的排斥,形成对母体的排斥,象征功能是“对母亲身体的禁忌”。克里斯蒂娃的精神分析着重于前象征期,弥补了弗洛伊德与拉康的不足。

克里斯蒂娃的精神分析研究以过程主体研究为中心。认为不存在固定、统一的主体,主张过程主体。指出主体是向身体与社会敞开的,在象征秩序中,以社会框架控制本能倾向,但又不断向空白的、无秩序的符号空间融入,是本能的汇聚。异质性的主体向逻辑的主体提出的挑战干扰了主体的统一性。过程主体不断地从一个定点向另一个定点的过渡,使主体表达呈现为多样、零碎的状态,它拒绝统一与静止。因此,主体就具有两种存在状态,一种是象征状态,是社会的规范状态,另一种太一状态属于前俄底浦斯阶段,是作为母体的原初存在状态。符号象征状态产生于太一状态,它试图抛弃太一状态,但又受到太一状态的诱惑,试图向太一状态回归。象征状态脱胎于太一状态的母胎,受到它的攻击与摧毁。后者对前者的干扰,使主体处于一个流动的,不断重新建构自身的状态。这种运动性的主体是我们平常不可见的,是遭禁止的,它存在于受到我们排斥的卑贱物中。

以母亲立场代表父亲立场的精神分析,是克里斯蒂娃精神分析的战略转移。母亲一方面是理想的存在,另一方面也是痛苦、疾病。她用卑贱来表明母亲的立场。以卑贱来论述主体与社会的存在状态。关于卑贱物的论述可以从三方面来理解:

首先,卑贱物是一个被排斥物,社会把卑贱物选出来,并对之加以排斥,以构成社会的象征秩序。

第二,卑贱是无意义,它反对一切意义的构成。

第三,卑贱是一条界线,它处于母体与象征之间,卑贱产生于母体“子宫”之中,当主体还未形成确定形象时,因此,卑贱形成于拉康的镜像阶段之前。

卑贱的产生在于人类具有一种恐惧感。她认为在弗洛依德所举的小汉斯害怕马匹的例子中,小汉斯所害怕的不是弗洛依德所说的对阉割的害怕,而是在对于事物意义的命名中,在对意义的发现中,伴随着学习语言所产生的害怕,是对不可命名东西的害怕。由缺乏、无意义产生的害怕,导致了语言拜物教。因此,克里斯蒂娃才说作家通过书写不断地逃避着意义的缺乏。

对于传统精神分析学将精神分析者视为客观物,忽视精神分析者也属于主体之列的缺陷,克里斯蒂娃提出了批评。她指出精神分析者也不是完全自由的,精神分析者也要受限制。在治疗中,当精神分析者移置被分析者话语时,这种移置是被建构出来的,它本身也受着利比多等精神要素的影响。这样,她就对精神分析者们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精神分析者们如何能保证精神分析的客观性,而就她看来精神分析者本是想象的他者,无纯粹客观性可言。拉康也注意到了接受分析者将分析者放入过去的权威人物的角色之中的问题,强调精神分析者移情心理的重要性,但克里斯蒂娃以一个女性的特有视角,从母亲与父亲的双重立场论证精神分析者的想象性,与拉康的理论路径自是不同。

克里斯蒂娃的精神分析是对欲望“无”的探索,是将精神分析彻底地非理性化。她反对弗洛依德将欲望理性化,认为如果说我们有欲望的话,那么这个欲望并不是自身的真正感觉。她以边缘向中心挑战的批判立场发展了拉康的观点,不但质疑非过程化主体,而且质疑客观分析者的存在。克里斯蒂娃一旦将这种无意识的表现集中于文学的表达,就构成了她以精神分析为背景的女性诗学研究。

2 女性诗学研究

克里斯蒂娃认为文学语言是母性原理,但文学语言并不由表达主体的性别所决定。克里斯蒂娃以塞利纳为例说明了自己的诗学观。塞利纳的作品有反犹太人的倾向,为此她对塞利纳的推崇受到了理论界的批评。不过克里斯蒂娃的推崇,并不是说她站在法西斯立场,她推崇的是塞利纳作品带给人的具有女性特质的阅读效果。

克里斯蒂娃提倡翻译式的写作方法。认为翻译作品是两种文化的交流与冲突,因为在翻译外文时,无论翻译者的外文功底有多好,在他的翻译作品中都会保留翻译者母语的痕迹,都会具有母语对翻译语言的冲击与颠覆。具有不同思想交织特点的翻译式写作保留了人类内心深处母亲的痕迹,可以对抗父亲的象征秩序。

克里斯蒂娃所引证的其他作家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乔伊斯等人的文学作品都具有先锋性。克里斯蒂娃加入过“原样派”团体。克里斯蒂娃受其影响,推崇语言上具有革命性质的文学,认为这种艺术具有防御意识形态控制的力量,带有无厘头的艺术行为流露出无穷重叠在艺术背后的意义,使艺术具有更深厚的颠覆性。

与原样派不一样的是,除了政治视角外,克里斯蒂娃还重视心理视角。克里斯蒂娃以心理情感的“爱”和“忧郁”来阐释文学的成因和特征。以女性的特质话语“爱”来诠释文学语言是克里斯蒂娃女性诗学研究的重要途径。她认为“爱的语言是文学”,爱这个词是不确定的。不但爱的经验的象征、模糊与文学语言的隐喻性相通,爱也是推动语言构成的动力,是获得自己形象与语言活动的开端。爱的对立面忧郁同样也是丧失的母体成为表达母体的动因。融合的母子关系要成为分离关系,一方面主体发生自恋,脱离母体,另一方面又产生了脱离母体的忧郁。因此,夹杂着爱与忧郁的,对爱的欲望的折磨的语言活动也必将在矛盾之中扑朔迷离,文学语言,特别是内涵丰富、语言跳跃的文学作品尤其如此。

克里斯蒂娃是女性诗学研究的先锋。她并不是以女性的立场反对男性,要求从父亲权力制转到母亲权力制,她推崇女性特质又不将之归于性别上的女性导致了她的女性主义理论在性别差异上更加宽容,而在批判立场上更加激进。她以社会、文化上的性别来界定女性,从主题、语言效果、叙述方式等方面来分析女性诗学,但克里斯娃分析的作品并不囿于女性作家,相反绝大多数却是男性作家,因此,克里斯蒂娃的女性诗学已超越了男女性别区分,而指向主体脱离原初主体,成为表达体时就形成的人类最根本的语言模式。

3 地位与影响

克里斯蒂娃在精神分析领域,以女性特质的独特视角对身份形成的过程做了个体与历史的追述。其中以“卑贱”、“爱”、“忧郁”为核心的分析话语建立了同弗洛伊德、拉康不同的后结构主义分析视角。

克里斯蒂娃以男性作品为例,阐述女性诗学的特质,摆脱了男女作家之间的简单对峙,以更贴近语言文本的方式深思女性诗学的特征,造成女性诗学研究领域从女性作品中的突围,其理论视角更加新颖,理论视野更加开阔。克里斯蒂娃将文学定为母亲的特质,认为它永远处于一个不断建构自身,寻求意义的过程,它的特征是象征、模糊、不确定与隐喻,文学的生产性加强了文学的政治性。克里斯蒂娃的女性诗学立场是建立在母性特质的基础上的。

克里斯蒂娃的理论研究带来了重大的影响。克里斯蒂娃的女性诗学观给予人们不同于性别区分的另一种女性诗学的思考,与露丝·依利格瑞、埃莱娜·西苏等人的著作同声相应,同属专注于语言与欲望的后期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批评。以超越女权主义的视野看待女性主义理论,克里斯蒂娃的女性自由观倾向于平等,已经从对女性地位的捍卫扩展为对一切平等的捍卫,因此更具有建构意义。

克里斯蒂娃是精神分析学、女性主义诗学领域的代表人物,其学术具有非常广泛的交叉性,具有显著的跨学科优势。克里斯蒂娃关心政治,注意到了文本中政治环境的重要性,但又不局限于政治,而是认为政治之外另有心理决定因素,文本中的语言也带有天然的二重性。克里斯蒂娃的精神分析集中于前俄底浦斯阶段,从母性的角度来论述母子的融合与分离关系。这种立场影响了克里斯蒂娃的女性诗学观,使克里斯蒂娃将女性诗学定为文学的真谛。克里斯蒂娃的文化诗学偏重于女性特质的多元逻辑的文化诗学观。在充斥着男性话语的理论界,克里斯蒂娃具有的女性特有身份的话语与视角无疑独树一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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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朱莉娅·克里斯蒂瓦(张新木译).恐怖的权力———论卑贱[M].北京:三联书店,2001.

[2]Julia Kristeva. Tales of Love,tr. Leon S Roudiez,Columbia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