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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模式价值重塑效应分析

  • 投稿月岛
  • 更新时间2015-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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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毅 ZHAO Yi

(西藏民族学院财经学院,咸阳712082;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南京 211189)

(The Schoo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of TUN,Xianyang 712082,China;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Southeast University,Nanjing 211189,China)

摘要:本文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对当下信息技术和企业管理领域所聚焦的商业模式这一构念进行解构分析,旨在为商业模式的价值塑造功能机制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和分析范式。

Abstract: Based on the actor-network theory, this paper deconstructs and analyzes the concept of business model to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and analysis paradigm for analyzing the value reinvention mechanism of business model.

教育期刊网 http://www.jyqkw.com
关键词 : 商业模式;价值重塑;行动者网络理论

Key words: business model;value reinvention;actor-network theory

中图分类号:F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5)18-0251-03

基金项目:藏民族学院青年学人培育计划资助项目成果——商业模式对西藏动漫产品集成创新的情境调节机制研究(13myQP01);国家民委科研项目——促进西藏文化产业发展的法律保障研究(14XZZ003);西藏文化传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资助。

作者简介:赵毅(1982-),男,河北沧州人,西藏民族学院讲师,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商业模式设计与创新。

0 引言

商业模式这一概念兴盛于上世纪90年代末期,伴随着互联网与数字信息等新兴技术的出现,人们可以通过全新的方式来实现个人和组织的价值。商业模式首先得到广泛认知和运用的领域是在企业内部及投资者之间,他们非常关注如何设计、构建、创新和调整商业模式来让企业创造更大的商业价值,并在财富创造过程中与多方利益相关者共享财富成果,即:价值创造与价值获取(Zott & Amit,2011)。时至今日,这一概念已然成为当下时代的教育期刊网 http://www.jyqkw.com
关键词 ,被商界、政府、公众、传媒等密切关注。然而,当下对商业模式的学术研究几乎全部集中于技术工程领域和管理学领域,从社会学视角来分析商业模式在社会构建方面的功能机制,尚属空白。

商业模式本质上反映企业经营业务的价值逻辑(Teece,2010),并向外部利益相关者传递着十分具有吸引力的客户价值主张(Johnson,2008),例如:苹果公司的电子娱乐产品集成了产品设计、功能、应用程序、在线支付及多方参与一系列的价值主张于一体,呈现给客户一个精美的解决方案。再比如,万达集团在国内着力兴建和打造的地标性商圈——万达商业广场,则集成了购物、休闲、娱乐、餐饮、住宿于一体,描绘城市商业繁荣的标志性景象,这一商机也被各大地产集团纷纷效法,在全国各地呈现出更多的各具特色的商圈。还有充分的例证在向人们展示着全新的商业模式所带来的全新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转变,这种转变正在或将要革命性地改变社会体系的构建,改变着人们对社会的感知、认可及行为方式。

商业模式在新兴技术商业化进程中有着突出的地位,它遵循着对商业社会价值发掘、创造、传递和分配的型塑逻辑。然而,学术界在充分论证和辩驳技术对社会建构的影响及重大意义时,往往忽视或淡化人类主观能动地创新性地认知和建构社会体系这一历史进程,正是这一进程赋予了客观技术实体以社会属性,进一步地的技术开发和创新过程也会被打上时代与社会的烙印。本文基于社会学领域中较受关注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对商业模式进行分析、解构其价值形塑的机理,为进一步分析商业模式的价值功能调节机制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和分析范式。

1 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思想

当代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的重要代表人物Michel Callon,Bruno Latour及John Law在基于大量的人类学、社会学及符号学领域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基础上,逐步建立和完善了行动者网络理论。该理论首先消解了在科学活动中主体——客体的二元认知模式,提出“行动者(agent)”这一概念来强调人类与非人类都构成广义的社会构建的积极参与者,进一步提出“广义对称原则”来强化对参与者中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平等地对称性地处理(吴莹等,2008)。同时,行动者构成是异质的(heterogeneous),人与非人因素在形成社会意义的认知过程中是被对等看待,并在社会构建过程中都扮演着积极地参与者角色(郭明哲,2008)。

行动者之间的联结——“网络”——是透过“转译”来进行建构的。转译(translation)强调一种对待行动者(包含传统观念下所有的主体和客体)的态度,在这种态度认知下的行动者具备全新的利益、角色、机能和地位,并主动融入网络,重新界定、设置和自我赋予意义。而“网络”并非单纯技术层面的实体网络,而是强调一种通过转译所达成的描述联结的方式,突出交互、流动、转化的动态过程(郭明哲,2008)。转译的过程即是网络构建的过程。

因此,行动者网络理论突出强调:在异质行动者彼此相互联系的过程中,通过转译过程形成网络的动态过程。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分析特定问题的聚焦点则强调运用异质成分构建网络的性态分析(展开,稳定,合成)(Latout,2006)。

2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商业模式解构及其价值型塑机制分析

目前,在管理学界对商业模式的普遍研究较能一致性认同它的价值创造和价值获取功能,以及以Johnson为代表的学者所提出的四种相互依赖的要素(客户价值主张,关键资源,关键流程,收益模式)所构建的分析模板。在此,借助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分析框架来解构商业模式的价值型塑机制。

2.1 行动者交互的价值发掘机制——结构塑造效应

Johnson等(2008)指出客户价值主张包括三个元素:目标顾客;客户利益,要完成的工作即解决某个重要问题,或满足目标客户的某项重要需求;提供物,即解决问题或满足需求的一种产品或一项服务,它的内涵不仅包括销售的内容,同时包括销售的方式。在企业明确目标顾客对象后,目标顾客的数量结构、空间领域,将影响企业对提供物的载体形式、覆盖范围、诉求响应模式的设计规划;客户对象面临的问题、需求特征及所处情境将影响企业对客户利益的价值功能、附加价值、情感利益等方面的开发决策。

Sidorova和Sarker(2006)认为基于某一问题的行动者都有自身的利益(interests)主张,并能说服其他行动者的利益与其产生共鸣而形成一个联盟。当这种说服的过程变得很有效果,那么行动者网络就被构建出来了。从这一观点角度出发,恰恰说明客户价值主张的型塑正是由多方参与者不断加入、整合、调整和定型,从而凝练出一个极具吸引力的价值主张。

在构建和传递客户价值主张的过程中,对目标顾客的界定和客户利益的定位最终体现于企业对提供物的构思上,它所呈现的价值效应一方面吸引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另一方面对经营环境有示范效应。这种吸引、示范的综合效应称为“结构塑造效应”,其表现之一为企业在价值创造和传递过程中取得更具优势的资源和流程,如苹果公司推出MP3与iTune的捆绑模式,使其产品在开发过程中聚焦于产品实体和核心功能利益的对称设计:MP3的功能扩展和升级紧密联系于iTune中为用户提供的解决方案。同时,吸引了许多企业从事苹果产品的附加价值开发(配件产品或嵌入游戏)。这种效应的表现之二是向外界的辐射和示范效果。以苹果品牌推广的一系列产品使得苹果公司本身、业务伙伴及其最终消费者共享唯一独特的“苹果文化”,产生出一种独特的商业生态系统。

2.2 转译过程的价值创造和传递机制——技术与合作替代效应

关键资源和关键流程,二者有机结合共同实现企业对目标客户的价值承诺。对关键资源的考察侧重企业持有资源的特异性、独占性,以及资源组织形式和企业对关键资源的维护活动;对关键流程的考察侧重于企业关键流程活动所处价值链环节、企业与合作伙伴间交易关系深度、关键流程响应市场需求的灵活性。这里,最好将商业模式的关键资源和流程这一构成要素既设想成促进(或阻碍)企业获取关键资源的不同网络结构,又理解为嵌入网络或结构的资源特性。那么,关键的经验问题就变成:怎样的相互兼容能够促成流程与资源之间相互放大对方的价值特性。

资源和流程的结合方式在价值开发过程中呈现的技术替代效应,以及在价值传递过程中呈现的合作替代效应(李东等,2010)。前者主要实现价值开发的经济性,如有效节约资源和提升流程效率;后者在节省资源和提升效率的基础上,扩大了价值主张的利益空间,如参与到通信运营商体系下的资讯提供商。

2.3 网络集成的价值分配机制——边际收益效应

关键资源和流程的有益整合是可能的:需要认识到组织内外所存在的各种结构及网络的特征(如:价值网络、管理结构、渠道网络等)与嵌入结构或网络的企业资源的性质之间存在的分析差异(analytical distinction),进而区分它们在形式和内容上的差异。价值网络与组织结构反映的是企业对外和对内运转活动的结构特性,而企业资源则更加强调在这个结构体系上的内容特性。结构和内容是并行兼容、一同发挥作用的,因为它们关注价值开发和传递过程的不同维度。

成本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固定成本主导还是变动成本驱动。例如,公司以变动成本驱动其运营,那么相关变动成本因素的价格弹性是否被公司主导,将反映出企业对可变成本设施控制的可能性及能力大小。

收入模式,已经超越简单的数量价格乘积模式。首先考虑的是企业在提供物方面能够控制和支配的利润收入的高低水平,即企业获利的价值边际;其次,要考虑公司的定价策略是固定价格还是灵活定价,以及在各种价格水平下的销量空间;第三,必须考虑公司有多个收入驱动点(如: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和形式是什么,或是通过外延产品收入盈利)。最后,涉及资源依赖性的企业,要考虑公司对原料、产品存货的周转,加速周转同样可以在既定的时间内创造可观的盈利(如:电子产品销售领域)。

成本结构和收入模式突显出价值主张定位与资源流程的综合作用结果。创造和传递的提供物是能够为目标顾客提供利益的价值载体,承载着成本和价格信息,二者之差即是企业的盈利边际。既然是边际收益,自然存在边际收益的递减和递增两种不同的效应。前者表现为:规模经济下,突破市场需求弹性后(弹性小于1)呈现的总收益随销售量增加而减少;后者表现为:在知识依赖型经济中,知识产品的使用呈递增性质,顾客对产品形成深度适应性,以及消费者注意力锁定于技术领先的企业,这三种原因促使消费者持续深入消费某一品牌的产品,强化领先生产者的市场优势,边际收益递增。斯莱沃斯基(2007)在其著作中向人们展示各种盈利模式特有的魅力,对盈利模式的创新、设计思路和重要原则给出深入的分析和丰富的案例。

企业在提供物开发过程中,随着资源不断融入到组织的流程体系内,以及对流程结构的动态调整,呈现出收入模式与成本结构的互动调整。例如:在产品研发阶段获取到政府的科研基金资助以及在销售环节能够获取到的市场补贴都将改变企业的既定成本结构与收入模式;与业务伙伴展开的营销活动会转换成本支付方、调整成本分担比例及收入分配比例。这些相关利益者参与的价值创造活动,其规则和方式可以纳入到客户价值主张当中进行分析,其展开的活动纳入到关键资源和流程中进行分析。

3 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行动者行为理论的分析架构,解构商业模式的基础四要素,阐释各要素是如何在行动者层面集结,转译成关键资源与流程交织的网络,减少成本,增加收入的价值发掘、创造、传递和分配的型塑机制。从该视角出发,对管理学者和从事管理实践的人士提供以下策略建议,希望有所启示。

3.1 积极建立市场规则体系来构建和强化行动者之间的交互机制

首先在客户价值主张的结构塑造上:一是对称调节目标顾客与客户利益。企业对目标市场的定位和规划活动应当与对客户对象需求特征的认知密切联系在一起。客户需求特征(客户问题及利益基点)应当能够与顾客所处价值链环节及客户规模(地域、容量、购买力)处于对称调节的地位。二是构思和设计提供物以有效创造客户利益。企业在客户价值创造的过程中密切关注价值载体(产品或服务)形式的开发,以及与目标顾客保持紧密联系以持续建立有效的互动模式。

其次在关键资源和流程的技术替代和合作上:企业所控制的资源与企业赖以为客户提供价值并取得盈利的价值流程之间应当实现良性的兼容互动。一是关注资源的特异性和流程的通畅性。二是强化资源和流程之间的兼容关系。企业控制的相关资源与其基础业务流程是相互兼容和嵌套的。三是突出资源的价值定位与流程再造的重要性。在一开始企业管理人员就要为已经构建的客户价值设计一整套逻辑严密的资源和流程体系。企业应当关注资源的价值定位(即:既定的资源放置在什么位置上会更有利于释放资源的潜在价值)以及对流程驱动的管理(常规管理中,适时对流程进行修正、调适,改进流程的设置和运行,以增强流程的适应性)。当然,存在颠覆整个流程体系的可能,届时企业将面临流程和能力体系的再造。

最后在盈利模式的边际收益释放上:一是统筹设计收入模式并优化成本结构。借助设计与关键资源和流程相契合的收入方式并进行有效地收款循环管控,那么,能够有效地促进企业销售收益的增加,或是节约成本开支和加速资本周转。二是控制盈利边际、提升获利预期。当成本结构和收入模式发生结构性转变时,都会促成企业对盈利预期的重新思考,进而会带来对盈利边际的重新调整和设计,这也反向促成对成本结构和收入模式的深入调节。

3.2 构建各行动者之间互动传导联系,推动积极的价值效应

首先是稳定调节各行动者之间的对称关联性。目的是希望企业能够密切关注内部在价值定位、创造、传递和实现等各个环节的活动之间的关联和协调性。本研究建议对构成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应当理性而谨慎地“微调(fine turning)”,前提是,企业仅考虑对现有商业模式功能的改进和潜能释放,或在既有商业模式基础上考虑企业的战略转型,并非企业生死存亡时的“颠覆”突破。

其次是转译的着力点——行动者自身利益定位。一是精确聚焦,抓住产生战略效益的关键环节施以策略;二是有效预期,对各价值效应的认知上升到操作层面后,企业能够形成对各效应的结果形成理性预期,从而降低整体革新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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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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