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等红[普洱学院教师教育学院， 云南普洱665000]
摘要：谏是中国古代社会臣下对君王的失当言行进行规劝、告诫，以期导正的一种行为，又称谏议或谏诤。早期的言谏基本保存在史传散文当中，大量言谏例具有叙事意义。历来论及谏诤者众矣，从叙事角度研究早期史传文者也不可胜数，然而从叙事角度研究早期言谏者寡矣，不过众多前辈先贤的研究还是间接为本论题的研究提供了思路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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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谏文学叙事 研究综述
中国自进入文明社会具备国家雏形以来，君主制便应运而生。随着社会形态的进化，君王的权力不断扩大，并演变成集众权力于一身的专制者。国家的兴废祸福往往操纵于一人之手，这必然具有极大的偶然性和危险性，纵使再英明的君王，也难免出现施政错误，使国家陷人祸难，更不要说一些庸昏之主。所以我国自古就形成了一套系统的谏诤制度，用以监察君王的施政，尽量避免因施政不当而引来灾祸。
一、谏的界定
为了监督和约束君王权力的泛化，古代中国很早就诞生了一套监督、约束体系——监察制度，即所谓的言官制度，主体是谏。关于言官制度当中的谏净，很多研究者都做过非常充分的论述，以下罗列几条，如邵伯歧等人所著的《中国监察史》（第一卷）解释道：“谏指直言规劝．以进忠言，匡正君王过失，是下对上的行为”；欧阳鑫、杨鸿年所著的《中国政制史》中言“所谓谏诤就是臣子对君主的过失进谏以图纠正其错误并希冀避免政治的损失”①。综合前人研究成果可知，从字源上来说，谏的意思为进言规劝、告诫，以言语匡正别人。《广韵》：“谏，直言以悟人也。”从内容上来说，谏涉及君臣上下关系，主体是臣，方向从下到上。从形式上来说，谏分言谏、书谏两种形式，跟后世出现的奏议分为奏言和奏章相似。言谏指的是以面谏的方式进言谏诤，似于口奏，而书谏指的是以文本的形式进言谏诤，类于书奏。从历时来看，早期谏言以言谏为主，战国后期才逐渐转向书谏。早期谏言大多出口陈言，不留篇目，明代学者们就早已指出：“古人敷奏谏说之辞，见于尚书、春秋内外传者，详矣。然皆矢口陈言，不立篇目，故伊训无逸等篇，随意命名莫协于一，然亦出自史臣之手，刘勰所谓言笔未分。”
二、论题的提出
谏诤之起源，最早可追溯至尧舜时代，据《吕氏春秋·白知》篇记载：“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汉代高诱注日：“欲谏者击其鼓也。书其过失以表木也”④，击鼓进谏，表木写过，用以批评监督君王之过失。不过“中国祖先虽早知谏的重要而躬行实践，但它的理论则在周朝方始形成”⑤。周文王时期，国家正式设立谏官制度，“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周礼·地官司徒第二》)。自此以后，谏诤制度逐渐成形，秦王朝时期设立谏议大夫，开启了中国两干多年皇权社会的谏诤监察体制。而对于先秦之谏诤，由于尚处于中国谏诤制度之萌芽期，谏诤的群体更广，谏诤环境更宽松，使得先秦时期的进谏风气甚为浓厚，据笔者统计，《左传》有完整谏例六十六则、《国语》有五十四则、《晏子春秋》有四十多则，《战国策》中也有很多。
对于中国文化中独特且重要的谏诤而言，言谏注重以口奏的形式劝谏，书谏注重以文本的形式上书劝谏。两种形式的劝谏方式在历史的纬度中，此消彼长，先秦时期以言谏为主流，秦以后书谏逐渐上升为主流。由于口头资料保存困难的缘故，早期的言谏基本保存在史传散文当中，上文所统计的众多谏例基本都属于言谏例。笔者在研究先秦史传叙事时，发现先秦史传文中存在的大量言谏例具有叙事意义，这些言谏实例基本有一个叙述模式：谏因一谏者言谏一谏辞一被谏者的反应（或态度）一谏果（纳谏与否的结果）。这种模式的叙述一方面能够单独进行一个故事的叙事，另一方面也能在整个历史事件的叙事当中，起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叙事效果，因此整个谏例叙事都值得探讨。
三、研究综述
根据笔者搜集到的资料，历来论及谏诤者众矣，从叙事角度研究早期史传文者也不可胜数，然而从叙事角度研究早期言谏者寡矣，对早期言谏、书谏演进关注者也较少，不过众多前辈先贤的研究还是间接为本论题的研究提供了思路和材料。古人早期言谏之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谏的功用和谏法的梳理上。《尚书》中就有“惟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之说，提出谏具有使君王圣明的功能。战国时期荀子首先指出谏主要针对国君，当国君之言行危害国家之际，身为人臣与宗族长辈有义务进行劝谏。国君如果不采纳，臣下可以以死强谏⑧，说明谏为人臣之本分。相对于以死强谏的诤，《礼记·曲礼》又提出另外一种劝谏艺术，“为人臣之礼，不显谏，三谏而不听，则逃之”⑨。由此衍生出了五谏之法的总结，汉代何休、刘向、班固都有所论及。由于提倡臣子对君王的正谏作用，古人很早就进行了谏例故事的归纳，自《荀子》开始，《吕氏春秋》《说苑》《白虎通义》等典籍专门列篇进行归纳。类书兴起以后，以谏为词条的分类更加多元丰富化，唐代《艺文类聚》《初学记》《北堂书钞》，宋代《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清代《佩文韵府》《御定渊鉴类函》等书都对谏有详细的类分、溯源，其中谏例的梳理更加完整。古人的研究虽然只集中于对谏的功用的探讨上，没有涉及早期史传中言谏的叙事问题，但系统的谏例梳理和对谏的认识，为本论题的写作提供了基础。
今人对早期言谏之研究首先集中在中国古代谏官制度层面，如探求言谏制度的形成、发展和转化回，探求言谏文化与言谏制度的关系，认为自下而上的谏诤制度为古代专制王朝带来了一丝民主，论述者大都为政法专业或历史专业出身。其次从文学的角度研究早期言谏，大都侧重于论说谏诤形象、谏说艺术，取例大多来自于《左传》《国语》《晏子春秋》。少数研究者注意到了早期史传文中载有大量谏言，如宁登国的《论（国语）（左传）的谏体文学特征》一文，通过对谏言的统计认识到“这些谏言大多独立成章，情辞激切，理据充分，逻辑性强，字里行间充溢着强烈深切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分明映现了一个以‘道’自任、以社会良知自负的浩然诤臣形象，呈现出独特而鲜明的谏体文学特征”。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韩维志从文学角度关注上古文学中的谏例，应该说取得了不错的成就，其专著《上古文学中君臣事象的研究》专列一章谈论文学中的谏诤艺术和谏臣形象，而其与李华雍女士合写的单篇论文《比较分析关联细节与自由细节在先秦谏诤文学结构中的作用》一文，提出了谏诤文学对史传叙事文学的情节展开和结构设定都有重大作用。这些零星研究揭示了早期言谏的文学特性，也揭示了早期叙事文中言谏对情节展开、结构设定的功用，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立足点。
相比于以上之研究，一些台湾学者的早期言谏文学研究更富启发性。首先是陈志宏先生，其博士论文《（左传）之叙事与历史解释》直接从叙事与历史解释角度解析《左传》，认为《左传》用劝谏模式来表现因果结构。单篇论文《（左传）叙谏析论》直接由叙事角度与言语交际角度讨论《左传》之谏，归纳出了《左传》有“将——谏”“谏——弗听（从）”及“将许——谏——从之”三种叙谏模式，并分析了叙谏成败。其次是纪汉民的硕士论文《谏法研究——以（左传）（史记）为范畴》，以《左传》《史记》中谏例材料为依准，对两书中的谏法进行了研究。这两人之研究都为本论题提供了方法论依据，一些成果更能直接借鉴。
四、论题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本文从谏诤人手，探求早期谏诤文学的叙事性，进行言谏结构模式分析，可以说是一个新的思路。长久以来，人们对谏诤作为政治制度的研究非常充分，对谏诤与文学的关系，近年来虽有涉及，但论述不充分，而从叙事角度观照先秦言谏者就更少了。故而本论题选题具有新颖性。
中国古代讲“文史哲不分家”，其实中国早期学科的分属是模糊的，作为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早期言谏与史传文学具有很重要的关系，不仅有文本结构上的意义，还有文化方面的意义。开展这些研究，一方面可以拓展我们的思维，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存做一点贡献，另一方面也可以更好地欣赏中国早期叙事作品，陶冶我们的情操。
作者：何等红，文学硕士，普洱学院教师教育学院讲师，王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
编辑：康慧 E-mail: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