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岳
摘要：考试，是教育活动中最为常见的检测和选拔手段，具有知识测验和人才筛选的功能。在布迪厄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之中，考试还具有树立权威、精英选拔和权力分配合法化的功能。这一功能不仅体现在教育之中，更以评估、考察、检验等多种形式出现在社会各个场域，以合理合法的方式完成着社会结构再生产。
关键词：希迪厄；考试；社会结构再生产；合法化
中图分类号：G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5）02-0014-06
收稿日期：2014-10-20
作者简介：王世岳（1987-），男，甘肃皋兰人，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从事教育政策、高等教育原理研究；南京，210093。
为什么没有人撰写更普遍、更富于变化、但也更有决定意义的考试的历史?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1］187
考试，是人们在教育活动中最为常见和最为有效的检测和选拔手段。通过考试，教育完成了知识测验、人才筛选等功能。然而，在布迪厄（P.Bourdieu）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之中，考试更被视为是社会结构再生产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是社会结构再生产的“合法性”工具。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之中，教育承担着知识再生产的基本职能。与人类经验积累的紧密联系为教育披上了金色的外衣，并与理性主体和劳动主体的解放，财富的增长等重要命题紧密相连。然而，在布迪厄眼中，与教育相伴的不仅仅是知识带来的愉悦。教育光鲜形象的背后，还有着不为常人所洞悉的另一面。想要探究考试在再生产理论中的功能，就不能离开布迪厄的社会实践观，不能离开布迪厄的再生产理论。
一、资本、场域、惯习——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初探
作为一位极富学术天赋的“天马型”研究者，布迪厄的理论体系见诸其大量的作品之中。在布迪厄不同的作品之中，都阐述了考试这一教育活动的作用。想要讨论考试在“再生产”理论中的功能，不能离开“资本、场域、惯习”这三个被打上“布迪厄”烙印的重要概念。
（一）资本：控制自己和他人实践的权力
在布迪厄的理论体系中，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便是资本在社会中发挥的作用。资本是行动者的社会实践工具，调节着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其形式又多种多样。同时，不同类型的资本如能量一般，可以相互转化。［2］在布迪厄的理论体系中，特别着重关注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间的关系。
经济资本是各种资本形式中最为有效的形式，“以金钱为符号，以产权为制度化形式”［3］。它既可以直接转换为“金钱”，又可以转化为文化资本。大学，这一文化资本的增值场所在美国和香港等地区的兴盛，正反映了经济资本转化为文化资本时的巨大效力。同时，文化资本可以间接转化成经济资本，但毫无掩饰的直接转化为道德和社会伦理所拒斥。
既然经济资本有极高的流通性，为何经济资本还要寻求向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转化？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更应被理解成为一种象征资本，它“既是斗争的工具，又是争夺的目标。”［4］346经济资本的有效性并不意味着占有经济资本具有合理性，它要为象征资本所调节。只有被象征资本贴上合理合法的符号，才能表示经济资本来源和占有的合法性。
资本与斗争如影随形，而“斗争的目的就在于争夺针对各种不同权力的权力，或者争夺一种特殊的资本，因为这种资本能够赋予人们一种针对资本的权力。”［4］458当我们看到经济资本的拥有者努力争取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之时，实际上是在寻求经济资本自身的合法性。而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拥有者也试图将其转化为经济资本，但象征资本向经济资本直接转化的合法性受到了大量质疑。
（二）场域：资本分布的形式
场域是布迪厄再生产理论中的又一重要概念。社会中存在着一个个的场，每一个场中都有行动者来明确地表明其特征，而特征的表现形式则是他们在行动中所体现出的历史惯性、行为逻辑和资本形式。“场域并不是一个完全由社会结构决定的网络，也不是单纯地人为地建构一个关系空间。”［5］因而，场域并非一个稳定空间，在其中，各种权力和资本相互转换和斗争。
在不同的场域之中，资本的构成各不相同，它们之间为了争夺场域内的话语权而相互斗争。如有学者认为［6］：
作为一种场域的一般社会空间，一方面是一种力量的场域，而这些力量是参与到场域中去的行动者必须具备的；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斗争的场域；就是在这种斗争场域中，所有的行动者相互遭遇，而且，他们依据在力的场域结构中所占据的不同地位而使用不同的斗争手段，并具有不同的斗争目的。与此同时，这些行动者也为保持或改造场域的结构而分别贡献他们的力量。
教育场域是文化资本的增值场所。教育追求的是知识的增值，因而也承担着传递和塑造人类的理性的责任。与此同时，教育场域还是现代社会中地位与特权分配的主要场所。而考试，则成为教育场域中实现地位分配和特权分配的重要手段。
（三）惯习：社会实践的本质属性
布迪厄认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实践往往遵循着长久以来沿袭形成的“稳定的性情倾向系统”，［7］即所谓的惯习。惯习“来自于社会制度，又寄居在身体之中（或者是生物性的个体里）。”［8］惯习决定着我们的社会行动。我们在实践中的反应来源于惯习；同时，惯习也是社会结构得以发挥作用的媒介和渠道。
惯习“是一个社会阶级或等级群体所共有的无意识的观念、特定的思维和共同的文化。”［9］不同结构的资本布局构成了不同的场域，而不同的场域之中，惯习各不相同。在教育场域之内，也具有自身独有的惯习。社会行动“并不是以在按照某一计划建构起来的若干可能中进行果断选择为目的的某种意识的理智活动”。［4］3教育行动，尤其是在基础教育之中，人们更加尊崇的并非是理性，而是具有文化资本的权威。
教育行动不能通过传统的交往过程达到目标，“教育关系不能被简化为一种纯粹的交流关系，这一关系是以教育权威为前提的。”［10］34具有文化资本的权威是教育行动合法性的代表。在教育活动中，人们注重权威的力量。“社会的支配秩序依靠的是一种看不见的、沉默的暴力。”［11］在权威的蒙蔽之下，人们往往不再质疑传授知识的合法性，而开始愿意接受文化专断的蒙蔽。
二、权威、淘汰、合法化——再生产理论中的考试
对于布迪厄思想特征的概述并非是一种简单的理论罗列，布迪厄实际上建构了一种社会问题的分析框架。在我们面临着社会问题时，可以依据这一框架对社会问题加以解构，这一过程能够使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当我们关注教育系统之时，考试，作为整个教育系统中的一环，经常被人们所忽视。然而，惜字如金的布迪厄却用了整整一个章节在他的《再生产》一书中阐述了考试在整个教育系统中所发挥的作用。在再生产的理论体系中，通过考试可以使考试的主办者获取权威。社会由此进行合法的淘汰和选择，并最终完成社会结构的再生产。
（一）权威掩映下的考试
考试之所以经常为人们所忽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从我们进入教育场域起，考试已经被视为这一场域中的自发行为，承担着知识考核和人才选拔的重要职能。但是，这样的习以为常背后，是知识场域中的权威与强制，其背后业已形成了复杂的权力关系。
“知识和权力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谁决定知识是什么？谁知道应该决定什么？”［12］考试在选拔人才的同时，考试的内容认定了什么样的知识是合法的知识。只有被学校所认可的知识才能在考试中得以体现，而以选拔为目标的学习则是在考试的指导下进行的。考试，成为了传递主流价值观的重要方式。
考试并不只是学校价值和教育系统暗含的选择的最明显表现。在它把知识和表现知识的方式的社会定义作为值得大学认可的东西强加于人的时候，它向主流文化及其价值的灌输工作提供了一种最有效的工具。对合法化和文化的合法关系的学习受到的习惯法的约束，即使不比受到教学大纲的约束更多，至少也是一样。［13］
作为“灌输主流文化及其价值最有效的工具”［10］170，教育当局为了更好地传递主流价值观，特别重视考试的仪式感。这一活动的仪式感体现在，其自身形成了完善的运行机制。只需想想我们身边的各类考试与测验，便能够更加清晰地认识这一规训过程［1］187：
考试把权力的仪式、试验的形式、力量的部署、真理的确立都融为一体。在规训程序的核心，考试显示了被视为客体对象的人（考生）的被征服和被征服者的对象化。权力关系和认识关系的强行介入在考试中异常醒目。
考试的合法化手段与其仪式感紧密相连。所谓合法化，即“通过赋予制度秩序实际的强制性一种规范的尊严，来为制度之需的合理性进行辩护。”［14］在布迪厄的写作语言法文中，检查与考试使用的是同一个法文词汇（examen），这似乎昭示着考试的选拔与合法化功能不仅体现在教育场域之中，更体现在社会的各个层面。监狱中的监察、医院中的检查，也包括学校中的考试。虽然地点不同，性质各异，但是描述“检查”的地方，总会让人联想起考试的情景。最为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都被高度的仪式化。如同福柯（M.Foucalt）所说［1］187：
检查(考试)把层级监视的技术与规范化裁决的技术结合起来。它是一种追求规训的目光，一种能够导致定性、分类和惩罚的监视。它确立了个人的能见度，由此人们可以区分和判断个人。这就是为什么在规训的各种机制中检查（考试）被高度仪式化的原因。
在考试面前，所有的考试者被物化，它打破了传统权力体系中“受权力支配的人只能留在阴影之中”的传统，［1］187考试将考试者推到了前台。恰如全景敞视的监狱一样。在考试时，考试者“一丝不挂”地站在了考官面前，以证明自己在考试中的道德水平。考试使得人们出于自愿，向考官无条件地展现自己，而毫不怀疑。
在被高度仪式化的考试的强大作用之下，考试决定了一个社会之中的合法知识，更决定了一个民族的特征。“人们的表达和思维模式被轻率地认为是‘民族特性’或‘思想类别’，但最终（它们的形成）可以回到由为学校考试做准备的学习模式上去。”［10］177只需要回顾一下中国的科举考试，我们就能体会到，考试的秩序维护者维护的不仅是一场考试，更在维持着一种法定的知识内容。这些知识内容所传递的信息甚至奠定了一个民族的特征所在，影响了每个人的文化特征和思维模式。
考试权威的维护不仅是在维护知识的合法性，更是在维护主考者的话语权。一场考试，愈是能够得到人们的认可，考试背后的主体就越能够得到更多的权威。在考试中，文化资本的权威被发挥到极致，而主考者自身的权威也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了最大化的增强。当人们关注考试所考取的内容和通过考试选拔的人才时，人们已经对教育当局举行的这一活动表达了赞同，也就对当局的存在表示认同。考试需要通过权威获得合法性，而教学机构的权威又通过考试得以加强。当人们逐渐认同了教育机构在考试这一环节上的权威之时，考试便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开始发挥其在社会选拔和再生产中的作用。
（二）考试选拔与社会结构再生产
考试秉承着精英主义的理念，承担着选拔的职能，它“使为数不多的候选人中的中选者从被选中一事中看到对一种价值或一种‘天赋’的证明——由此可以假设他们比别人更讨人喜欢。”［10］199用什么样的形式，能够最大限度地反映考试参加者的水平，是一个考试技术的问题。我们继续论述的前提是基于考试能够正常反映考试人真实考试能力的理想状态之上。在此基础之上，可以更为清晰地了解考试在社会结构再生产合法化过程中所体现的工具意义。
在法国，传统的考试分为两种，一类是以标准答案来衡量知识储备；一类则更为注重个人的天赋和才华，即人文学科的知识。然而，所有的老师都更加注重学生的天赋和创造力，而贬低那些死记硬背而来的标准答案。其背后，更隐含着象征性暴力的施加过程。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所使用的语言处于社会的主导地位，它定义了何为天赋，并将“社会选择的要求，变成了纯粹的教师意向。”［10］170考试成为了社会选择的工具，它巧妙地进行了象征性的暴力施加，选择了符合统治阶级需求的“社会精英”，并使得社会中的所有成员对这一过程表示支持，而不怀疑这一标准的合理性。
戏剧性的是，会考给最后一名录取者和第一名淘汰者之间设置了绝对的不连续性。正如考试的逻辑以其最典型的方式出色地发挥着社会作用一样。学业制裁能够造就某些特殊的、被分离的、被神化的人群。想要做到这一点，只需要让所有的人认识，并且认同这条将它们从普通人中间分离出来的边界，并且使它们得以被神化的差别成为公开的、人尽皆知的、得到共识的事实；同时由此转变被录取者的信念，使他们认识到（并且认同）自己的特别。［4］172
“知识或许是人们可以得到的重要的有价物，但是那些还没有拥有知识的人常常不能认识它的作用。”［15］如果说入学考试是一个被“包装”起来的歧视过程，那么更为隐蔽的手段则是没有考试的淘汰［10］187：
在学习成绩相同的情况下，下层阶级出身的学生在中等教育面前“自我淘汰”的可能性就更大。因为他们宁可拒绝进入中等教育，也不愿意进去之后再从那里被淘汰出来，更不愿意被一次考试失败的明确惩罚所淘汰。
统治阶级鼓吹着考试的中立性和客观性，并在工作报告中宣称如何提高适龄学生的入学率。但同时，考试本身又在完成着社会结构的再生产，并将来自下层阶级的学生排除在这一体系之外。而这一过程本身，却在考试的包装下，更显公平。在这一过程中受益的人，认为既得利益是凭借个人的能力所争取的，与其自身所拥有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无关；而利益受损者，则将失败的原因归咎于个人素质，乃至于对个人做出否定。
除了教育权威在知识场域中的重要作用，决定学校考试在当今社会中的重要地位的，还有知识场域在社会信号系统中的作用。按劳分配已经成为了一种世人共同接受的资产阶级观念，而成就差异则决定了按劳分配时的分配比例。在理想的条件下，市场是一种重要的调节机制。然而，“自大多数人逐渐认识到，社会力量在经济交换形式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市场就丧失了其作为按照系统要求分配生存机会的公平机制的信誉。”［16］114象征资本在市场中对于经济资本的调节，使得市场不能够完全履行资源分配的职能。“通过正规学校教育而获得的职业成功就取代了市场上的成功，”［16］87学校教育被视为是市场机制的有效补充，尽管这一替代需要建立在教育系统与就业系统必须同步发展等条件之上。人们忽视了学校教育与职业需求间的相互背离，愈发地依赖于学校举行的考试。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考试获取了更为巨大的权威。
“风格或举止、口音或口才、姿势或手势、甚至服饰和化妆”［10］199，当统治者发现考试最后的胜出者竟然如此完美，继而赞美考试的公正性时，我们应该警惕，考试所选择的，正是考试的组织者所期望的。在权力确定考试内容之时，它们已经确定了什么样的人可以在考试中被选拔出来。社会结构在考试中完成了再生产的过程。而考试，只是这场再生产过程中的合法化工具。考试所完成的并非是选拔工作，而是一个社会阶层的再生产。
（三）社会结构再生产的合法化依据
考试为学校的存在提供了重要的合法化依据。越是享有盛名的学校，它们所培养的学生越是在考试或选拔中表现出色。在考试的驱使之下，作为学生培养的机构［1］188：
学校成为一种不断考试的机构。考试自始至终伴随着教育活动。……考试不仅仅意味着一个学徒期的结束，而且成为一个永恒的构成要素。通过这种不断重复的权力仪式，考试被穿插在学习过程中。
考试保障了学校在知识场域中的地位，也赋予了文化资本在这一场域中的主体地位。
在考试中，拥有文化资本的权威享有确定考试内容的权力，他们确定了考试的内容，考试的内容则引导着教师日常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考试中，满足权威和当权者利益需求的学生在考试中被选拔出来，并接受了考试胜出为他们带来的权力，开始凭借着在教育场域中获得的文化资本逐渐积累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获得了各个场域之中的话语权。来自于下层阶级的学生则在考试中被“合法”地淘汰。为了避免在考试中被淘汰，许多人甚至主动放弃了继续学习的机会。“考试设置的‘文化屏障’有效阻断了其他阶层向这个阶层的流动， 为精英阶层的利益和维持他们特有的生活方式提供了最有效的保护。”［17］继而，考试完成了社会结构的再生产，并且将这一再生产的结果合法化。
卢梭（J.J.Rousseau）说，“即使是最强者也绝不会强的足以永远做主人，除非他把自己的强力转化为权利，把服从转化为义务。”［18］在文化场域之中，之所以考试的合法性绝少受到质疑，在于“特权阶级总是把选择的权力完全地委托给学校，以显得它们把一代人向下一代人传递特权的权力交给了一个完全中立的机关，以回避决定世袭传递权利的专断性特权。”［10］205于是，“学校表面无可挑剔的判决总是客观地为统治阶级服务”［10］205，实际上成为了这场权利延续的工具。
尽管考试微妙地完成着社会结构的增值，教育场域的这一合法性工具并不常为统治阶级所洞悉。为了获得教育场域的话语权，政府常常不加掩饰地扩大其在教育领域的领导权，继而垄断大学教育话语权。［19］虽然这一举动可以在微观层面加强领导，但在合法性的层面，政府逐渐削减了学校完全中立的态度，而使得考试这一手段的合法性受到了削减。由此看来，当局过多的干涉学校事务显得并不高明。一方面，过多的干预会影响学校在科研、教学过程中的正常秩序。尤其在高等教育领域，高深知识的制造、传授与转化都是在高度封闭的环境下进行的，科层制的管理只会阻碍这一过程，使得大学在与高深知识相关的权威性减弱。另一方面，当局对于学校事务的过多干涉，会影响学校作为“中立单位”所体现的价值取向，继而减弱其合法性工具的效用。对于学校自主性的剥夺，实际上削弱了教育与考试对于社会再生产功能的合法性效用。
三、再生产理论视角下的考试
教育场域中的考试，以及在其他各个场域中的检查与考核，都体现着场域之中的权力关系。掌握着象征资本的权威依据统治阶级的价值追求确定考试的内容，在组织考试时十分注重考试的仪式感，并依靠程式化增强着考试的权威性。人们对于考试这一行动权威的认可，实际上承认了考评者在教育场域中的权威。
考试通过其传统主义权威与信号功能，以隐蔽的形式确定了哪些知识具有“合法性”。教育当局以符合权威和统治者利益的知识作为考核标准，选拔出满足其需求的“社会精英”，以考试获得的文化资本作为依据，赋予他们获得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的“合法”权力，继而完成了社会结构再生产。这一筛选过程在考试庄重的公平感和仪式感的包装之下，获得了整个社会的尊重和认可。在这一技术手段的实施过程中，主考者以文化资本搏取了巨额的社会资本，获得了教育场域中的权威。
考试的胜出者则在这一过程中完成了社会结构的再生产，合法地继承了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20］：
这种技术手段，这种细微的操作模式（已经得到广泛传播——从精神病学到教育学，从疾病诊断到劳动雇用），这种司空见惯的检查方法，难道不是在一种机制中贯彻能够提取和建构知识的权力关系吗？这不仅发生在意识、观念的层面上和人们自以为了解的事物中，而且发生在能够造就知识，使知识变为政治干预的事物的层面上。
广义的考试更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一些人把测验描述成分数之上的美国式民主特有的工具和保障”，［10］201分数至上的标准成为了美国式民主的保障，也伴随着价值的输出遍及而为世界所接受。对于考试的尊崇不但体现在文化场域之中，各个场域中都能够看到考核的身影。商业公司的业绩考核，事业部门和政府部门的评奖评优，都是机构内部的考评。而各个场域中的“权威”也都不知疲倦地为各行各业的参与者评分排列名次，无论是上榜还是未上榜，人们对于这样的评比似乎不知疲惫而深陷其中。其实，都是在完成一场合法化的结构再生产。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考试者被选拔出来，延续考试中的价值观。人们认为离开了教育场域，就不再受到考试的限制，然而，考试却以各种形式存在于社会各个角落。
如果我们认可考试在社会结构再生产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就会对考试这一行动所产生的结果产生警惕。但此时，仍应该乐观地面对考试在塑造社会价值中所起到的作用。作为一种价值追求，公平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构建，而为社会大众所认可和期待。“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激励机制的广为传播，正表现了考试所追求的教育公平信念的广泛接受。我们用自认为理性的视角对考试的工具性进行分析之时，“权威”，或称“考试的主导者”也在以自己的衡量标准完善着对于教育公平问题的理解。他们不断地修复和完善考试，使得考试的技术逐渐走向成熟，并以此强化着考试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工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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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庞青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