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小漫，何浩
摘要：采用人际反应指数问卷、宽恕量表和攻击性问卷调查了455名高职生共情、宽恕与攻击行为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高职生共情、宽恕总体状况良好，攻击行为处于较为合理的水平；共情、宽恕与攻击行为呈负相关，共情与宽恕呈正相关；自我宽恕在共情与攻击行为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宽恕他人在共情、攻击行为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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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高职生；共情；宽恕；攻击行为
基金项目：铜仁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级重点课题“高职生共情、宽恕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项目编号：tryz2014A05）
作者简介：罗小漫，女，铜仁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发展与教育心理学；何浩，男，铜仁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学前教育。
中图分类号：G7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7747（2015）11-0073-02
共情是指个体感知或想象他人的情感，理解和预测他人情绪和行为的心理过程。［1］Mauger等人在研究中将宽恕分为两种，即自我宽恕与宽恕他人。以往研究发现共情对宽恕产生了影响，共情水平越高的大学生越能宽恕，他们还认为共情能力缺乏的个体将很难进行宽恕。［2］而宽恕还会进一步影响攻击行为，认知控制通过影响被试的宽恕而进一步减少愤怒与攻击行为，宽恕在认知控制与攻击行为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3］因此，本研究拟考察共情对攻击行为的直接作用以及宽恕在共情与攻击行为间的中介作用。课题组预期共情对宽恕具有促进作用，而对攻击行为具有抑制作用，预期共情通过影响宽恕而进一步影响个体的攻击行为。
一、研究方法
（一）被试
随机选取四川省成都市三所高职院校大一、大二和大三年级的学生共455名，（男生205，占45.1%；女生250，占54.9%）；其中大一125（男60，女，65）；大二185（男87，女98）；大三145（男58，女87）。
（二）工具
1.共情。采用人际反应指数问卷［1］，共包括28个题目，由共情关注、观点采择、幻想和个人忧伤四个分量表构成。本次测量中人际反应指数量表α系数为0.76。
2.宽恕量表。宽恕量表由Hearland编制［4］，宽恕自己和宽恕他人分维度各包括12道题目得分越高，则越容易宽恕他人和宽恕自己。本研究中宽恕总量表的克隆巴赫系数为0.75。
3.攻击行为量表。攻击性问卷包含29个题目，包括身体攻击、言语攻击、愤怒和敌意四个维度。本研究中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达到0.81。
二、结果
（一）共情、宽恕与攻击行为现状分析
研究发现，在共情与宽恕量表的维度均分上，性别与年级主效应均达到显著（P＜0.001），交互作用均不显著（P＞0.05）；在攻击行为的维度均分上，性别主效应达到显著（P＜0.05），年级主效应不显著，交互作用也不显著（P＞0.05）；进一步单变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女生在共情关注、观点采择与宽恕他人上得分均显著高于男生。对年级差异的事后平均数差异检验发现，在宽恕他人维度，大二、大三显著高于大一，自我宽恕大三显著高于大一，观点采择大三显著高于大一，共情关注大三显著高于大一、大二。
（二）宽恕的中介作用
1.共情、宽恕和攻击行为的相关分析。由表1可知，共情关注、观点采择与攻击行为呈显著负相关。自我宽恕、宽恕他人与攻击行为呈显著负相关。共情关注与宽恕他人呈显著正相关，观点采择与自我宽恕、宽恕他人均显著正相关。
2.宽恕的中介作用。在相关分析的基础上，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共情与攻击行为的内部机制。首先，共情对攻击行为的路径系数显著；宽恕变量进入之后，共情对宽恕的路径系数显著，宽恕对攻击行为的路径系数也显著，而共情对攻击行为的路径系数由显著变为不显著，如图1所示。由此可以看出，宽恕在共情与攻击行为之间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三、讨论
（一）高职生共情、宽恕与攻击行为现状描述
本研究发现，高职生共情与宽恕总体状况良好，这与前人对本科院校学生共情、宽恕的研究结论一致。［5］高职生总体攻击行为的平均得分为2.71，低于中点“3”，由此可见，高职生攻击行为处于较为合理的水平，总体还是健康向上的。在年级分布上，高职生共情年级主效应显著，随着年级的升高有逐渐上升的趋势。高职生宽恕行为随着年级的升高也呈现逐渐上升趋势，这可能与其不断完善和发展的应对方式有关，随着年龄的不断增加，高职生可能会更倾向于采用较为积极的应对策略（宽恕）正确地解决人际冲突，从而促进宽恕行为的产生。对高职生共情、宽恕和攻击行为性别差异的结果表明，女生在共情关注、观点采择以及宽恕他人上得分显著高于男生，而在攻击行为上得分女生显著低于男生。
（二）共情关注、观点采择与攻击行为
本研究中，共情关注、观点采择与攻击行为呈显著负相关，说明共情与攻击行为间关系密切。这或许表明情绪共情水平较高的个体，其情绪共享能力也较强，即当个体知觉到他人的动作、表情或声音等外部信息时，大脑中相应动作或情感部位会被激活，使个体产生同形的表征共享，从而抑制攻击行为。本研究结构方程模型结果还发现共情对其攻击行为具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这或许表明共情水平高的个体更容易对他人行为进行正确归因，对情境作出正确地解释［1］，进而减少攻击行为。
（三）宽恕的中介作用
对宽恕的中介效应检验说明存在完全中介效应，即宽恕在共情与攻击行为的关系中起着完全中介的作用。在心理学层面对此中介效应进行意义解释为，共情通过宽恕对攻击行为起作用，宽恕在二者关系中起着桥梁的作用。具体而言，共情对高职生攻击行为起着情绪分享和认知调节的作用，共情通过自下而上的情绪分享和自上而下的认知调节过程，调节个体的情绪以及重新建构认知，从而增加宽恕行为；而较高的宽恕水平表明个体能较好地调整自身的情绪、认知、行为等，如此才能减少消极的情绪体验、产生放弃报复的念头、
放弃报复等消极的行为方式［3］，进而促进攻击行为的减少。反之，共情倾向较低的个体，较少进行情绪分享与认知调节，其宽恕水平较低，对自身情绪、认知、行为的调整较少，其可能表现出较多的攻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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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Davis M H.A multidimensional approach to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empathy［J］.JSAS Catalogue of Selected Documents in Psychology，1980（10）：95.
［2］Macaskill A J.Maltby et al.Forgiveness of self and others and emotional empathy［J］.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2002（5）：663.
［3］张田，孙卉，傅安球.集体主义背景下的宽恕研究及其对心理治疗的启示［J］.心理科学进展，2012（20）：268.
［4］王金霞.大学生宽恕心理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D］.甘肃：西北师范大学，2006.
［5］徐敏.大学生共情、情绪智力、人际效能感的测量及共情的干预研究［D］.浙江：浙江师范大学，2011.
［责任编辑李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