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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大学之蔽回归大学之本——读梅贻琦《大学一解》

  • 投稿Trix
  • 更新时间2015-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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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慧兰

摘要:梅贻琦先生的《大学一解》,站在中西比较、古今融通的高度,借助儒家《大学》这一经典,阐明了大学的宗旨在于“明明德”和“新民”,清晰而深刻回答了大学为何、大学何为的问题。当下大学认识与实践之蔽,表现在价值论误区、工具论误区、技术论误区以及非理性误区,严重制约大学健康发展。大学因人而存在,因高深知识而存在。在以传授和创造高深知识为人才培养主要途径的大学,需充分重视知识的授受与创造者、授受与创造的环境、授受与创造的制度这三大要素。解除大学之蔽,需走出大学认识和实践上的误区,将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作为大学的终极目的,将知识的承载者与创造者作为大学的第一资源,营造自由宽松的学术空气,用科学理性的大学制度规约和管理学校。

关键词:梅贻琦;大学;大学之蔽;大学之本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4)05-0069-05

大学产生于西方,已有近千年历史。大学为何、大学何为,探究这一本源性、基础性问题者不可胜数,但人言言殊,莫衷一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认为,“大学是研究和传授科学的殿堂,是教育新人成长的地方,是个体之间富有生命的交往,是学术勃发的世界。”[1]19世纪英国教育家纽曼(John Henry Newman)说:“如果有人要我用简洁通俗的语言来阐述‘大学是什么’,那么我借用一句古老的话来表述,‘大学是探索普遍学问的地方’。”[2]美国教育家博耶(Eenerst L.Boyer)在《大学生活》中论述,一个新式的大学必须是一个社区。在这个社区里,责任和品德为社区里的每个人所接纳,共同的价值也为社区里的每一个人所分享。[3]美国的哈斯金斯(Charles Homer Haskins)则认为,“对于大学而言,没有什么可以取代它的主要职责——培养学者,保持学习和调研的传统”。[4]22对大学本质和功能的不同认知,导致不同的大学定位、办学理念、办学模式、教育方式方法等。正确的认知对于大学的发展是福音,谬误或偏狭的认知则可能是灾难。荀子在《解蔽篇》中说:“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闇于大理。”[5]对于大学的认知,断不能“蔽于一曲”,“闇于大理”。

1914年从美国学成归国的梅贻琦先生,成功出掌清华大学并奠定了清华大学的校格。清华大学建校30周年,欧美著名大学发来贺电说“中邦三十载,西土一千年”[6],即是对其治校成就的高度评价。“近一个世纪前的民国大学,作为东西方文化良性融合的结晶体,最大可敬之处是对舶自西方的现代大学基本品格的尊重”[7],梅贻琦在担任清华大学教务长和校长期间,秉持“兼容会通”的办学理念,既注重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又重视吸收西方现代大学的办学理念,并身体力行,使清华大学在十年之间声名鹊起,学术大师辈出,这种风范一直延续到西南联合大学。梅贻琦先生的核心教育思想,集中体现于《大学一解》。此文是梅先生在主持西南联合大学常务工作期间,由他本人拟纲,由清华大学教务长潘光旦先生执笔的。在大学乱象丛生、遭遇异化危机的今天,研读梅贻琦先生的《大学一解》,仍有茅塞顿开之感,深感探究大学之本、解除大学之蔽的必要,也从中发现了一些探本解蔽的路径。

一、梅贻琦心中的大学

梅贻琦先生认为,制度与精神是大学教育的两个不同方面。大学自诞生以来,制度屡经嬗变,不断完善,然精神恒久,古今中外相通。大学的最大目的就是传道育人。他说,“教育之最大目的,要不外使群中之己,与众己所构成之群,各得其安所、遂生之道,且进以相位相育、相方相苞。”[8]1大学传什么道呢,传的是个体和群体“安所、遂生之道”,通俗而言,就是如何使个体生命和群体生活安然顺遂,进而彼此和谐、互相促进、共同繁荣。这就是先生眼里的本真的大学,充满了人文关怀、生命意识和中国传统和谐共生的人文理想。实际上,这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是相通的。

梅贻琦先生站在中西比较、古今融通的高度,借助儒家《大学》这一经典,阐明了大学的宗旨在于“明明德”和“新民”,[9]前者有益于个体的发展,后者有益于社会的发展。

梅贻琦提出,“明明德”就是要健全完善的人格,这种人格是“一人整个之人格”而非“人格之片段”;[8]2既包括知识的学习,也包括情感的培育和意志的磨炼。在学生求知方面,他指出大学“教学方法之效率亦大有尚待扩充者”[8]2,强调了学生“好奇心和求益心”的重要性,反对一味灌输,认为只要学生具备了对知识的好奇心和进取心,就具备了学习的动能,具备了“自动之功”,也必能收到“日新之效”。在学生情感和意志的培养上,先生强调重视教师的身教和学生的自我修养。就教师的身教而言,治学精神和思想方法特别重要,治学讲究严谨,思想方法避免偏蔽,要达到这点,必须“持志坚定而用情有度”[8]3。他提出了关于构建师生关系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大鱼前导,小鱼尾随。”[8]4教师以身立范,为学生的自谋修养、意志锻炼和情绪裁节树立榜样,学生在耳濡目染中接受教育和熏陶。在学生自我修养上,先生指出了时间、空间、交友的重要性,直陈学校课程多、课业重,教育社会化、集体化,师友古人联系不足的缺失。大学环境应该是宽松自由的,大学要实现其目的,必须有一个符合大学本体发展需要的环境。先生反对学校把学生宿舍弄得像营房,认为那样不利于学生全面发展。

在梅贻琦看来,大学“新民”功能的发挥,“一为大学生新民工作之准备;二为大学校对社会秩序与民族文化所能建树之风气”。[8]7这里,他分析了通识教育和专识教育的利弊,认为“须一反目前重视专科之倾向,方足以语于新民之效”,[8]7主张大学重点应在于通识教育,提出“通识为本,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8]7他以独特的人文情怀,指出“社会生活大于社会事业,事业不过为人生之一部分”,“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8]8“不论一人一身之修明之程度,不问其通识之有无多寡,而但以一纸文凭为出身之标识者,斯失之矣”。[8]9此番恳切之言,对当下大学教育仍有启发作用。

大学培养人才的职能为人所熟知、所重视,但大学的道德文化功能常为人所忽视。梅贻琦先生指出,大学作为教化之重镇,国家文化之中心,“大学机构新民之途,一为社会之倡导与表率;二为新文化因素之孕育涵养与简练揣摩。”[8]10大学是文明教化之地,理应为社会风气的形成树立表率。“没有伟大的学校,也就成不了伟大的国家”[10],实际上,一所大学的风气,对于一个社区、一座城市、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风气的影响是巨大的,不可忽视。作为社会精英密集之地的大学,理应担负起“文化启蒙和文化创新”[11]的使命,为社会文化的创造和新文化的建设发挥积极作用。

如何实现大学新民之效呢?在文章中,梅贻琦先生大力倡导学术自由,认为“大学之新民之效,初不待大学生之学成与参加事业而始见也……所不可不论者为自由探讨之风气”。[8]11大学致力于知、情、志之陶冶,言知有博约之原则,言情有裁节之原则,言志有持养之原则,但这些还只是就学者一身内在之制裁即“明明德”而言,“若自新民之需要言之,则学术自由之重要,更有不言而自明者在。”[8]11他提出大学应“无所不思,无所不言。”[8]11在先生眼里,新民之大业,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实现的,与之关系最密切的大学教育,不能不超越几分现实,不能为一时一地所限制,大学所期望获得的成就,亦不可能是计日而待之近功。因此,大学的“无所不思”之中,“必有一部分为不合时宜之思”,大学的“无所不言”之中,“亦必有一部分为不合时宜之言”。[8]11梅先生言道:“亦正惟其所思所言,不尽合时宜,乃或不合于将来,而新文化之因素胥于是生,进步之机缘,胥于是启,而新民之大业,亦胥于是奠其基矣。”[8]11大学在“心智领域的超越、学术领域的超越和思想领域的超越”,是人类最重要的“引领性的超越”[12]270。梅贻琦先生所强调的大学新民之效,乃源于大学的“超越特性”[12]272,且不能不有赖于大学的思想与学术自由。

《大学一解》篇幅不长,但内容宏富,涵括了大学教育的一系列本源性问题,包括大学的性质、目的、功能、教学内容、教育方法、师生关系、教育环境、教育与人生、教育与社会等,清晰而深刻回答了大学为何、大学何为的问题,其理论观点在今天看来仍不过时,对于今天的理论研究者和教育实践者仍具有明目解蔽、振聋发聩的效用。

二、当下大学认识与实践之蔽

梅贻琦先生在《大学一解》中,以学者的理性和批判精神,批判了他所处时代大学的种种弊端,分析了大学于明明德和新民“体认尚有未尽”、“实践尚有不力”之现象与原因。读来真有一种“物已非,人犹在”之感,仿佛说的就是今天,对今日之大学教育具有深刻的警示和启迪意义。

大学发展至今,空前繁荣,堪称“人类的一项伟大的创造”[13],然不少大学在发展中已逐渐偏离大学本体,背离大学本真,丧失大学精神,实堪忧心。理性反思当下大学认识与实践之蔽,主要表现于以下四个误区。

(一)价值论误区

大学教育重价值追求,但对价值的认识趋于偏狭,存在重“外在价值”轻“内在价值”、[14]重结果的价值轻过程的价值、重物质价值轻精神价值的偏向。就学生而言,重视能证明身份、可能给自己带来利益的一纸文凭,以及与此相关的学分;就老师而言,重视职称和待遇、名誉和地位。价值取向的偏离导致教育方向的偏离,使大学走上一条扭曲大学本体的路径。于是,在大学里,重知识传授和单向灌输,不重情感、意志的培养和学生自主性的发挥;重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轻人文科学知识;重专识轻通识;师生关系成为一种“奏技者”和“看客”之间的关系。大学固然可以带来物质上的价值,但大学的根本是人,大学关注的应然目的是人的全面发展。若论价值,人的全面发展才是大学的终极价值所在。

(二)工具论误区

工具论误区表现在把大学作为工具,作为实现预定目标的手段。把大学作为政治的工具导致大学行政化,作为经济的工具导致大学产业化。大学行政化已备受学界和社会诟病。官本位盛行,大学管理者官员化,大学管理行政化,学术资源向行政资源聚集,学术腐败等,使大学由教育机构和学术机构异化为行政机构。教育产业化的潮流冲击校园,导致许多大学把经济效益作为办学的重要指标,甚至因此影响到学校的长远发展,校园市场气息弥漫,师生关系异化成一种商业关系,学生对老师甚至以“老板”相称。大学被工具化是大学最大的身份迷失,导致教育目的模糊,学校风气败坏,不但不能发挥倡导和树立良好风气的作用,还使大学不断庸俗化。今日大学之美誉度与公信力在逐渐下降,人们心目中的大学已不再是“真善美的保护人”[15]143,不再是“社会的良心”[15]146。

(三)技术论误区

大学组织自有其自身特性,大学教育自有其特殊规律,“大学治理的合法性、合理性基础本来在大学自身”,[12]545但不少管理者习惯用技术手段对待和管理大学,最明显的就是工程化和标准化。实施各种工程,出台各种标准,对大学进行各种各样的评估和考核,使大学把相当多的精力放在准备和接受评估考核上,难免导致大学教学上的形式主义,也影响到大学个性和自主性的充分发挥。甚至有学者质疑大学教育是不是成了“应评教育”[16]。时下的大学仍然需要面对外界的诸多干预,大学内生性的发展动力长期受到抑制,难以真正实现自主办学。

(四)非理性误区

人类的理性行为往往与非理性行为相伴而来。在大学发展上,非理性行为导致大学的非正常发展。比如,在大学办学规模上,盲目贪大求全,以为规模越大越好,造成规模的扩张与大学的实际办学能力不相适应,以致重陷“西方大众高等教育的困境”,呈现出“一种非理性教育形态”[17],带来高等教育质量的下降;在学科与专业设置上,以为越全越好,逐渐失去大学的办学特色和优势;在设施建设上,以为大楼越新越好,不注重大学的人文底蕴的培育和大学精神的传承。西方大学所具有的学科、专业、学位等,我们的大学也均具有,但大学繁荣的表象还是无法遮蔽大学内涵缺失的现实。

三、回归大学之本

追索大学的原生状态和历史存在,让我们认识到,大学因人而存在,因高深知识而存在,“因培养学生而存在”[18]。在以传授和创造高深知识为人才培养主要途径的大学,需充分重视知识的授受与创造者、授受与创造的环境、授受与创造的制度这三大要素,否则,大学将难以发展知识,发展人本身,难以成为人类精神成长的家园。

(一) 尊重爱护知识的授受与创造者

“求知是人的本性”[19]。当900多年前,数百名意大利及阿尔卑斯山以外地方的人远离故土,来到博洛尼亚(Bologna)时,他们就是为了满足自己求知的需要。博洛尼亚成为一个求知者的聚集地,这是博洛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Bologna)产生的前提和基础。可以说,是人们对知识的需要造就了大学。为了满足人自身发展的这种需要,传授和创造知识成为大学的第一要务。梅贻琦先生认为,知识应该包括自然知识、社会知识、人文知识;就人格的全面发展而言,应该包括知、情、意的全面发展。知识作为一个整体,各方面都是有机联系的,某一方面的缺失都可能导致知识结构的不合理、人格的不完善。蔡元培先生也曾说,“那时候我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例如文科的哲学,必植基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20]依两位先生的观点,知识的授受无疑当以通识为上。这种通识教育具有“自由特征”,“可以保护和提升人的求知天性,并通过培养整全的人而提供去外在意义的功能”。[21]

大学的科学研究职能和服务社会职能,皆是由大学培养人才的职能派生或衍生出来的。因为教师要通过传授知识培养人,就必须不断创新和繁荣学术,否则就无新的知识可传。相应地,大学很好地实现了人才培养的职能,服务社会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缘于此,知识的授受与创造者作为大学存在的最基本条件,应该受到最大的爱护与尊重。“大学是一个大写的‘学’字”,“人为学者先”[22]。“大学的好坏是由大学里的人决定的,有什么样的大学人,就会有什么样的大学。”[23]这里的“大学人”,就是大学里知识的授受与创造者,他们应是“致力于寻求真理之事业的共同体”[24],是能有效运用“善知”与“真知”[25]的人,也是能将“求学”与“做人”“融通合一”[26]的人。

(二)优化知识授受与创造的环境

知识授受与创造的环境包括知识授受与创造的空间、讲堂、论坛、图书馆、实验室等,也包括软环境如风气、氛围等。梅贻琦先生虽然有“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精辟之论,但他也很重视知识授受与创造的环境。他说,新文化因素之孕育凭借“师生之德行才智,图书实验”[8]11。在这篇精短文章中,几处论及知识授受与创造的环境,包括良好的师生关系、非营房的居住环境、自由的学术空气。特别是自由的学术空气,是古今优秀大学的共性所在。故蔡元培先生提倡“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美国的布鲁姆(Allan Bloom)也指出,“一所好的大学应该有另一种气氛……它提供自由探索的空气,不允许不利于或妨碍自由探索的东西存在。”[27]

(三)完善知识授受与创造的制度

制度是大学组织化、机构化的必要条件。没有成体系、成规范的制度,知识授受与创造处于松散、自在状态,就谈不上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正如哈斯金斯所言,“制度才是大学传统最直接的表现。”[4]21梅贻琦“所谓的‘大学之道’,在形而上的层面是大学精神,在操作性的层面就是大学制度”。[28]在制度建设中,一方面,大学为了保持自身的独立与自由需要减少来自政府的控制,另一方面,为了实现知识有效地授受与创造,在大学内部还需充分考虑如何保障教师的“学术自主权”和学生的“学习自主权”,如果传授知识的教师缺乏“教学自主权与科研自主权”[29],接受知识的学生缺乏选择专业和课程的自由,就会严重制约知识的授受与创造,就会看不到充满生命气息的有诗意的教育教学,大学也就难以成为真正有生命力的大学。

结语

梅贻琦先生在《大学一解》末尾说:“今日之大学教育,于明明德一方面,了解犹颇有未尽,践履犹颇有不力者……于新民一方面亦然……”,要解决这一问题,须“不尽者尽之,不力者力之”[8]11-12。大学认识和实践之蔽,制约大学健康发展。解除大学之蔽,需走出大学认识和实践上的误区,回归大学之本,还原大学本真,并努力实践之,要将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作为大学的终极目的,将知识承载者与创造者作为大学的第一资源,营造自由宽松的学术空气,用科学理性的大学制度规约和管理学校,使大学真正肩负起育人责任、“知识责任”与“社会道德责任”。[30]诚如是,则大学之兴可望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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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 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