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 枚
（赤峰学院 文学院，内蒙古 赤峰 024000）
摘 要：汉字笔画繁多，形体复杂，数量庞大，信息量大，使很多外国人望而生畏，汉字障碍成为外国学生进一步学习下去的颈瓶。汉语词汇积累首先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汉字。汉字无法见形知音，是导致拼音文字为母语的学生学习汉字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拼音文字为母语的学生写汉字意味着思维方式由一维的线性排列结构的认知改变到二维的方块结构符号的认知。拼音文字为母语的学生对汉字“以形别义”的区别方式本来就不敏感，更何况汉字的表义度也很低，很多汉字很难从字面上找到理解词义的阶梯。对外汉语教学界普遍有重听说、轻读写的倾向，且欧美学生听说能力优于读写能力。这些都导致汉字成为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最大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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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汉字；最大难点；表音；表义；轻读写
中图分类号：H19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2-0177-02
汉字笔画繁多、形体复杂、信息量大，使很多外国人望而生畏，浅尝辄止，中途放弃。在国外大学的汉语学习者中，“经过十年寒窗生活以后，只剩下极少数的学生攀登硕士或博士的高峰”。这些硕、博士的毕业论文通常是用自己的母语撰写的，而不是汉语。他们的汉语口语能很流利，但在阅读、特别在书写方面仍有许多障碍，“最明显的原因是汉字的难关”[1]。在国内的对外汉语教学中，外国人学汉语人数增长迅猛，但中途流失严重。大多数留学生浅尝辄止于初级水平，难跨中级，进入高级阶段者寥寥无几。阅读能力较差、书写更加困难是留学生普遍性的现象，原因是汉字识读难，书写更难。张志公指出：“汉字不是拼音文字。学习汉语汉文，不能像欧美儿童那样，学会了二、三十个字母以后，可以一边识字，一边很快就能成句地乃至成段地阅读。学汉字，必须一个一个地认，一个一个地记;在认识一定数量的汉字之前，是无法整句、整段地阅读的。”[2]汉字障碍成为留学生进一步学习下去的颈瓶。
论文字数目，《现代汉语词典》共收了13000字以上， 《新华字典》收了8000多，《现代汉语通用字表》7000个，《现代汉语常用字表》3500个；而日文假名只有46个，俄文字母33个，英文字母仅26个，汉字显然比表音文字有更多的书写符号。原因在于表意文字与表音文字这两种根本不同的文字体系记录语言的理据不同：表意文字是依据意义构形的文字体系，字形与语音没有直接的联系；而表音文字是根据语音构形的文字体系，字形与语义没有直接的联系。任何一种语言使用的语音都是有限的，依据语音构造文字之“形”也必有限；而任何一种语言表达的“义”是无限的，依据语言的意义构造文字之“形”也必无限。所以，表音文字的书写符号数量很少而不必花大力气学习；但汉字数量庞大，加上笔画繁多、形体复杂，必须专门地花大力气学习。文字书写对于拼音文字为母语者来说就是二、三十个字母，这在儿童的幼儿园阶段就能书写成形；而汉字书写就算是中国孩子的母语学习，很多孩子也要到小学毕业才能写成型，学够量。
马庆株认为，对外汉语教学大纲规定的2905个汉字和8822个词汇大约需要3000学时，而同样单位的拼音文字的汉字与词汇，大概750学时就够了，这主要是由于汉字难学的缘故。而且，词汇量被认为是语言学习的决定因素，汉语词汇积累首先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汉字——难认、难记、难写，汉字的识读和词汇的积累是同步的[3]。
另外，国内外汉语教学界有一个普遍的重听说、轻读写的倾向。美国的汉语教学非常重视听说交流，而不重视汉字教学；菲律宾曾出版拼音课本，让学生成为不学汉字的文盲；丹麦某大型企业在北京语言大学的汉语培训项目曾明确要求：不开汉字课；北京语言大学曾做先听说、后读写的教学实验，遭到留学生的强烈抗议，甚至都不学汉语了……这些事实造成一种现象：外国学生汉语的听说能力与读写能力差别之大，在世界二语学习中极为少见。这和中国的英语教学恰好相反，绝大多数的中国学生英语笔试总好于口试，读写能力强于听说能力，“哑巴英语”在中国大有人在。中国人碰到口语表达不清楚的时候常常把汉字写出来，以避免同音字的误解，或可依据字形推断字义。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现象定然跟两种文字体系的认知模式差异有关。神经语言学研究发现，人脑的语言功能区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前脑的“布洛卡区”，汉字的阅读主要在这个区域，布洛卡区的记忆主要靠视觉图形；另一个是后脑的“威尼克区”，拼音文字的阅读主要在这个区域，威尼克区的记忆主要靠听觉听说。威尼克区的认知惯性在学习汉字过程中也表现出来，这是欧美学生听说能力优于读写能力的原因[4]。
从思维方式上看，拼音文字的理据是语音与字形的联系，这是一种抽象思维；汉字的理据是语义与字形的联系，这是一种具象思维。拼音文字线性排列，右向延伸，单向线性排列的视读单位；汉字以方块平面组合的图形来表达意义，是音意结合的平面图形，初学汉字的外国人眼中的汉字只是一堆毫无意义的抽象符号或图画。心理学认为大脑处理两种文字的脑机制有差异：左脑负责抽象思维，右脑负责感性思维。音形联系的拼音文字由左脑加工处理;而义形联系的汉字具有极强的图形性，主要由右脑加工处理，形声字也包含语音信息， 是左右脑并用处理。拼音文字为母语的学生写汉字意味着思维方式由一维的线性排列结构的认知改变到二维的方块结构符号的认知。思维方式的转变是艰难的。
难点的关键就在于此：拼音文字是形声合一，汉字是形声脱节。总体上，汉字的字形与语音形式之间不存在类推的对应关系，仅形声字的声符有一定的表音作用。《现代汉语通用字表》7000个汉字中，声旁具有完全表音功能，本身又是使用频率高(组字数量在3个以上)的汉字仅18个，共构成96个形声字[5]。在表音方面汉字无法跟拼音文字相比。刘艳妮做了“非汉字圈学生学汉字初期遇到的困难”的调查，其困难主要表现在“见字不见音”“一字多音”上，读音方面的困难甚于书写。拼音文字为母语的学生习惯于把语音作为联系文字的纽带，而汉字的表音实在令人头痛，无法见形知音，这是导致拼音文字为母语的学生学习汉字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6]。徐子亮研究发现，“非汉字文化圈”学生认读一个汉字往往要经历3步：音义结合——形义结合——音形结合。儿童母语是懂得音义的条件下只需记忆字形，留学生形音义都要记忆[7]。
汉字选择意义为构形的基本手段，字形只反映造字之初的语义。隶变后汉字脱离图画意味，成为更为抽象化的文字符号，是必然的、合理的。语义和语音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发生变化，字形却不随之发生变化。这种“不同步”的历史演变冲淡甚至破坏了汉字的构形理据，使汉字的表义度随历史演变呈现越来越降低的趋势。拼音文字为母语的学生对汉字“以形别义”的区别方式本来就不敏感，更何况汉字的表义度也很低，很多汉字很难从字面上找到理解词义的阶梯。
汉字的表音度与表义度都很低，难怪吕叔湘认为汉字有五难——难认、难写、字数多、字的形音义之间很多交叉关系复杂、难查[8]。汉字难认读表现在形声脱节，4声变化差别细微，同/近音字太多及多音多义字过多。汉字难写表现在笔画笔顺种类繁多，合体字结构复杂，构字规律不严整（例如形声字声符和形符的位置并不固定），形近字诸如“己已巳”“戊戍戎成戌”等形体差别太细微而容易导致错别字的产生，拼音文字为母语的学生对汉字“以形别义”的区别方式本来就不敏感。难查表现在汉字不见字知音影响查字典。张惠芬指出：“汉字构造复杂，符号繁多，每个汉字具有多层次的分析性和高度的综合性，信息量很大。一个汉字的信息量包括：1.语音信息。2.语义信息。3.图形整体特征信息。4.部件种类信息。5.部件组合结构信息。6.笔画种类信息。7.数量(笔画数量多少)限制信息。8.度量(笔画长短)限制信息。9.笔顺限制信息。10.部首选择信息。11.其他相关信息。”[9]
汉语难学，汉字更难学。赵元任认为，汉语语法的难度在世界的语言当中算是中等，但汉字在世界的文字当中比起来就相当难了[10]。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难点列举起来有很多，难度排在第一位的，非汉字莫属。汉字是留学生尤其是使用拼音文字体系的留学生学习汉语的最大问题。如何让外国学生消除畏难情绪，更快、更多地学会汉字， 培养“字感”，突破汉字颈瓶，以便更进一步地提高汉语水平，是对外汉语教学重要却又艰难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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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柯彼德.汉字文化和汉字教学[A].第五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2〕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初探[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33.
〔3〕马庆株.关于对外汉语教学的若干意见.世界汉语教学，2003，(3).
〔4〕张必隐.阅读心理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5〕李燕，等.现代汉语形声字声符研究[A].现代汉语用字信息分析[C].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
〔6〕刘艳妮.对外汉字教学研究[D].河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7〕徐子亮.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的认知理论研究[M].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2000.135.
〔8〕吕叔湘.《“注音识字，提前读写”实验报告》序[A].吕叔湘论语文教育[C].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
〔9〕张惠芬.汉字教学及教材编写[A].对外汉语教学探讨集[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0〕赵元任.语言问题[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221.
（责任编辑 王文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