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留英
老王说中药（三）
方剂是中医医疗最终的手段，体现了中医理法方药的治疗思维。每一首方剂都是根据中医辨证而有目的、有依据地组设，而不是随意地药物排队或堆砌。常言道，“有是证用是药”，这也同时说明了方与证是密不可分的，一方一证便是中医方剂的很好说明。方剂不但有严格的组方原则，而且在临床应用上，根据临证八法也可大概分为八大类别，分别是：解表剂、涌吐剂、泻下剂、和解剂、清热剂、温里剂、消导剂、补益剂。但是，在具体临床中又可相互结合，或者一方多法地应用。正如程钟龄在《医学心悟》中所说：“论病之原，以内伤外感四字括之。论病之情，则以寒热虚实表里阴阳八字统之。而论治病之方，则又以汗和下消吐清温补八法尽之。”
一、什么是方剂
方，即医方、药方。剂，在古代做“齐”，有调剂的意思。方剂就是由单味药或若干味药配合组成，是在辨证审因确定治法后，在该治法的指导下，按照一定的组方原则配伍而成的药方。它也同时体现了对当前疾病的治法，以及药物的合理使用等的工具性意义。因此，方剂的定义又可概括为：是由药物组成的，是在辨证审因、决定治法之后，选择适宜的药物，按照组方原则，酌定用量、用法，妥善配伍而成。既然方剂是在中医理法方药的指导下、合理选择药物组配而成，那就不代表有任何的随意性。那些随意组配，或者脱离开中医理论的组合不叫方剂，只能是药物的堆砌，其治疗效果也是可想而知的，这在禽病临床中也是很常见的。
二、方剂的目的
简单地说，方剂的目的既是治病，是充分利用或提高药物的治疗作用，并减低或消除副作用的医疗手段。每一种药物都有自身特有的性能，其中包括寒热性质、辛甘酸苦咸五味和归经等。就归经而言，大部分药物可归多经，同时可以针对几个经或脏的治疗。但疾病从初感到传经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寒热性质也是如此），因此药物的取舍就只能是有用有弃。用的自然是治疗意义，可弃的也许就是副作用。鉴于此，就需要配合其它药物，一是增强药物的治疗作用，二是减低或削弱药物的副作用，这是其一。其二，由于疾病的复杂性，往往会出现主证以外的其它证侯表现，而任何单味药物是不可能涵盖全面的，所以就需要有除了帮助主药治疗主证，同时也可治疗兼证的药物配伍使用，以此增强全方的疗效，扩大治疗范围。比如麻黄，可归肺经，其性辛温，有发汗解表，宣肺平喘之功。当肺热炽盛，邪在气分之发热咳喘的时候，宣肺平喘是其有利的一面，温热之性就成了不利的因素。因此配合石膏，一可以助麻黄辛散宣肺，二可以石膏之寒制麻黄之热，达到清肺平喘的目的。再者，当寒邪袭肺，肺失宣肃，则又需配合杏仁，以麻黄之宣配杏仁之降，达到温散寒邪，宣降肺气的作用。此即为方剂的目的之一。
二是增强单味药物的疗效，也是方剂的重要目的。比如麻黄与桂枝、银花与连翘等等既是如此。另外，方剂还有一个减毒的目的，就是通过配伍，使方剂中的有毒成分减弱或消失。某些情况下必须要使用具有毒性的药物，但为了治疗的安全，就需要配合可以制约此种药物毒性的其它药物，以此来达到安全有效。比如：半夏、南星配生姜， 甘遂、大戟配大枣等等。
三、组方原则
即成方剂，就自然具备组方原则，否则的话就是药物滥用，轻者无效，重者出现毒副作用，对病体有害无益。一般地说，方剂是由多味药物组成，具体到每一味药也是有主有次、有轻有重的（用量）。没有用量上的轻重之别，就没有主次之分，没有主次之分，对疾病的治疗就缺乏针对性。因此，好的方剂都是主次分明，方证清晰，药专而力宏。
中医方剂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的最基本的理论就是“君臣佐使”的组方原则。君药在方剂中是主药，也是对疾病起主要治疗作用的药物。臣药次之，它的作用一是帮助主药驱邪，提高主药的治疗作用，二是治疗主证以外的兼证。佐药有三个方面的意义，一是佐助，二是佐制，三是反佐。佐助即辅佐之意，可以辅助君臣药物的治疗作用。佐制是通过配伍其它药物而达到减低或制约某些有毒药物的毒副反应，比如半夏配生姜，生姜可制约半夏的毒性等。反佐则是应用与君臣药性相反的药物，以防药物隔拒的出现（药物隔拒就是机体对药物的抗拒，比如大热之体使用寒凉药入口即吐就是药物隔拒，此时可稍加温热药为佐，此现象即可消失）。使药，顾名思义有信使之意，也就是引经报使的意思，可引诸药直达病所。另外，使药还有一个调和诸药的作用，可使全方平和不悖，比如甘草。除了单味药应用以外，一般地讲，每一首方剂的君药和臣药不可少，佐使药可根据具体情况可有可无，不必机械地追求。在全方中，君药的量最大， 臣药次之， 佐使药再次之，以达到层次分明，治证专一。
方剂在药味的选定上，也应本照着“急则治其小，缓则治其大”的做法。也就是说，病有新旧、急慢之别，新病、急病制方宜小不宜大，旧病、缓病制方宜大不宜小。这是因为，对于方药来说，药少则功专而速，药多则杂而效缓；对于疾病来说，新病多实多急，证侯特点相对来说也没那么复杂，治疗不益大方，需“药专而力宏”。旧病多虚多缓，证侯特点相对比较复杂，治疗益大方缓图。因此说，“治急者不可大，治缓者不可小”。另外，古代方书尚有奇偶之说，如《内经》云“近者奇之，远者偶之后；汗者不以奇，下者不以偶”（素问- 至真要大论篇第七十四), 但因没有明确的实际验证，所以未被重视。
四、方剂的分类
方剂的分类方法，历代不一，根据医籍特点，各有偏重，概括起来有五种：以病证分类，以病因分类，以脏腑分类，以组成分类，以功用分类。但是，方剂与治法是分不开的，“而论治病之方，则又以汗和下消吐清温补八法尽之”，因此，也可以八剂概括，即：解表剂、涌吐剂、泻下剂、和解剂、清热剂、温里剂、消导剂、补益剂。其中，解表剂可包括汗法和清法——发汗解表、清解表热；涌吐剂主要就是吐法；泻下剂是下法，但有寒下、热下、润下、逐水等之别；和解剂主要是和法，但根据证侯的不同可包括补法、清法、温法等。其它清、温、消、补也是如此，同样可根据证侯的需要而包括多种治法。
虽然方剂的分类各有说法，但在禽病的应用中常用的并不多，常用的主要有清热剂、解表剂、补益剂和温里剂几种。这是因为禽与人的物种上、根本上的不同，所以很多病症在人有的在禽就很少发生甚至没有。
五、方剂的变化及临床应用
方剂的变化主要是针对经方或成方的使用，常言道，有成方无成病。意思就是说，现成的、固定的方剂可以有，但疾病是千变万化的，一成不变的疾病是没有的，因此需要证变方变，灵活掌握。《医学源流论· 执方治病论》中也说：“欲用古方，必先审病者所患之证相合，然后施用，否则必须加减，无可加减，则另择一方“。因此，临床中使用成方要切合当前证侯，一定要做到”师其法而不泥其方，师其方而不泥其药“。
方剂的变化主要有两种情况，其一是药味的增减。在许多情况下，疾病的主证虽然与经方（或成方）相符，但其它兼证或病体体况有所不同，这样就需要对方剂的药物进行增减，以达到切合病机的治疗目的。但是，在加减的过程中，主药不能变，主药变则主证也会变，主证变了那就不是加减而是另拟新方了。比如雏鸡群由于气候或管理的不当，经常会有受风寒所侵而出现的发热、恶寒、喘咳等症状，而”发热、恶寒、无汗，麻黄汤主之“。可又因为鸡与人不同，人可一汗而解，鸡却无汗腺所发。而麻黄与桂枝相须为用，其主要目的是开泄腠理，发汗解表。麻黄为其主，除发汗解表外，更重要的是可以宣肺平喘；桂枝在这里主要是解肌，与麻黄相配一个解肌一个发表，共奏开泄腠理，发汗解表。因而，桂枝可减。又由于鸡被风寒所侵，伤的主要是肺卫。肺卫被伤则肺失宣肃而喘咳，是次要证或者是兼证，所以又可加苏子。它一有辛温发散之性，可助麻黄发散寒邪；二有止咳之功，与麻黄为伍共治喘咳，正是经方加减应用与禽病的案例。
其二是药量的增减。方剂中如果某一味或几味药的药量发生了改变，那么其配伍关系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方剂的功效和主治方向也会跟着改变。比如半夏泻心汤和甘草泻心汤，两方都是由半夏、黄芩、干姜、人参、甘草、黄连、大枣组成。半夏泻心汤的甘草用量为9g，功效和胃降逆，开结除痞。主治寒热互结，胃气不和证。而甘草泻心汤的甘草用量增大到12g，功效益气和胃，消痞止呕，主治胃气虚弱证。可见，当甘草的用量增大以后，由于甘草味甘归脾经，功可益气和胃为君，因此，整方的功效也发生了改变。再比如，禽病防治中经常使用的清瘟败毒散，它是由白虎汤、黄连解毒汤和犀角地黄汤三方组合而成，功效针对高热之气血两燔。但如果增大其中一方的用量比例，那这个方的方证也会随之改变。比如增大黄连解毒汤的用量比例，那么此方又会增强燥湿的功效，可针对于热病夹湿之证。
总的来说，方剂的目的是准确地切合病机，有效地治疗疾病。无论是从理、从法、从方、从药上都是一个严肃的过程。而且，就法与方来说，它们存在着主从关系，任何情况下都是法为主，方为从，正所谓“以法统方，以方统药”。
君药在方剂中是主药，也是对疾病起主要治疗作用的药物。臣药次之，它的作用一是帮助主药驱邪，提高主药的治疗作用，二是治疗主证以外的兼证。佐药有三个方面的意义，一是佐助，二是佐制，三是反佐。佐助即辅佐之意，可以辅助君臣药物的治疗作用。佐制是通过配伍其它药物而达到减低或制约某些有毒药物的毒副反应。反佐则是应用与君臣药性相反的药物，以防药物隔拒的出现。使药，顾名思义有信使之意，也就是引经报使的意思，可引诸药直达病所。另外，使药还有一个调和诸药的作用，可使全方平和不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