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要素禀赋结构变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动力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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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更新时间2018-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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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经济增长潜力的开发和动力转换是新常态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一个关键问题。经济增长的潜力是由长期供给因素决定的,在新常态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开发首先需要把握中国要素禀赋结构变化的事实,从长期因素着眼,挖掘出宏观经济体系和微观经济运行中的潜力因素,并努力形成潜力开发的新动力。新常态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开发的方向主要在:结构转变、要素配置效率、制度供给、规模经济等方向。动力机制的形成主要在于:再工业化、自主创新、完善市场体制、区域经济整合等方面。在支撑条件上要把微观、中观和宏观相结合,调整路径转型支持体系和政策支持体系。


  关键词:新常态;经济增长潜力;动力机制;支撑条件;


  作者:任保平


  新常态是对中国经济增长新阶段新特征的重要判断。但是我们需要正确理解新常态,新常态下经济增长速度的换挡不是降低经济发展的要求,而是在新常态背景下,通过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进一步开发经济增长的潜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在新常态背景下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开发首先需要把握中国要素禀赋结构变化的事实,并以此作为出发点分析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前景。研究在新常态背景下如何开发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如何寻找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动力是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关键问题。


  一、新常态要素禀赋结构变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新视角


  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是指支撑一国经济增长的自然资源、劳动力、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相对丰裕程度等。要素禀赋结构在每一个特定的发展水平上是给定的,并随发展水平的不同而不同,因而一个经济体的最优产业结构也会随发展水平不同而不同。不同的产业结构不仅意味着不同的产业资本密集度,不同的企业规模、生产规模、市场范围、交易复杂程度以及不同的风险种类等,这些要素禀赋结构进一步决定着一个经济体的增长潜力。可见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的本质是一个技术创新、产业不断创新,结构不断变化的过程,经济结构内生决定于要素禀赋结构,因此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经济增长的潜力以及潜力开发的动力机制。


  我国目前已经进入经济增长的新常态,新常态是对中国经济增长从高速到中高速的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放缓到中高速增长,实现经济增长速度下台阶的同时,通过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使得经济增长效率上台阶,从而使我国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增长变成创新驱动型增长。经济增长的新常态具备一些新的特征:“第一,经济增长从原来的10%左右,逐步过渡并稳定在新的均衡点上,比如7%左右;第二,经济结构呈现转折性变化,增长将更多依托消费、服务业和内需的带动;第三,产业升级和创新驱动加快,资源环境压力舒缓,增长的可持续性增强,劳动生产率提升能有效抵减要素成本上升的影响。”[1]新常态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了下行压力,由于要素禀赋结构发生了变化,经济增长逼近了生产可能性边界,经济增长潜力的发挥受到制约,以投资驱动为特征的传统需求管理模式已经走到尽头。因此,新常态背景下经济增长动力需要进行转换,以开发新的经济增长潜力,从而形成新的总供给曲线,实现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外移。从理论上来讲,决定一国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因素是长期因素,而不是短期需求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劳动力的数量和结构、技术进步、制度的改进等”[2]。中国作为最大的转型国家,进入新常态以后要素禀赋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劳动力供给逐渐稀缺,投资需求增长趋势开始放缓,资源环境约束加强,按照现有增长模式很难找到新的经济增长潜力和动力。


  判断一国经济在未来的增长中是否还蕴含更大潜力的关键在于其是否能够挖掘出宏观经济体系和微观经济运行中的潜力因素。新常态背景下,要素禀赋结构变化使得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从而使得实际经济增长逼近了最大生产可能性边界,接近了潜在增长率,传统增长模式下的增长潜力开发受到制约。因此,必须结合中国经济增长新阶段的基本特征和禀赋结构变化,运用供给管理的基本理论,在新常态禀赋结构变化背景下,从长期因素着眼来研究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开发,寻找经济增长新的潜力空间,使生产可能性边界外移,通过供给的改善以开发经济增长的潜力。


  经过30多年的要素驱动式增长,我国经济增长的要素禀赋结构发生了变化,制度禀赋条件、资源禀赋条件、人口禀赋条件等都发生了变化,从而导致传统要素禀赋结构下长期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体制转轨红利、人口红利、自然资源红利等都在逐步消退。由于禀赋结构的变化、经济增长轨道的变化,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速度会明显低于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平均增长速度,而且会出现缓慢下降的趋势。依据新常态背景下我国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开发的视角主要在于:


  1.结构转变视角的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结构性增长的本质是要把要素投入型增长转变为要素效率型增长。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潜力的开发有促进作用,在生产要素总量一定的情况下,结构性增长将低效率的生产要素从低效率产业转移到高效率产业,只要产业结构的变化能够适应需求的变化,能够更有效地对技术加以利用,劳动和资本能够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转移,促进了要素在各部门的合理配置和最优使用,通过结构的变动就会通过效率提升开发经济增长的潜力。但是在结构转变中,关键是制造业的结构转变,应加快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发展中高端制造业,提高产品附加值。根据不同产业的特征,“加强科技研发、精密制造和规模经济作用,推动供应链、品牌建设,不断提升产业竞争力,形成世界领先的制造能力和技术水平。”[3]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基础上,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为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提供推动力。


  2.要素配置效率视角的经济增长潜力开发。要素配置效率的改进可以实现同等数量的生产要素结合起来,提高产出效率,从而可以得到更多的产出。技术进步可以改变生产要素的组合,通过要素配置效率的改进提高生产率。在不存在技术进步时,经济增长受到规模报酬递减的限制,经济增长的潜力难以得到有效开发。而引入技术进步,将通过生产率的改进实现规模报酬递增,从而提高经济增长的潜力。要素配置效率的提升需要从技术创新视角构建创新驱动机制,通过创新驱动机制提高中国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原创性创新成果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以技术进步推动生产效率的提高,倒逼各类生产要素向效率较高的生产部门集聚,从而有效改善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资源配置效率,从而为经济增长潜力的开发提供动力支持。


  3.制度供给视角的经济增长潜力开发。制度的主要功能在于向人们提供一个相互作用的激励结构,形成激励与约束机制,来减少因环境复杂性引起的不确定性,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因此,通过制度创新激励技术创新,也能够提高生产效率,实现经济增长潜力的开发。在新常态下通过制度形成机制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构建未来经济稳定增长的制度基础,提高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基础作用,减少由于政府干预不当对经济增长产生的负面影响。“放松政府对人力资本生产和配置的不当干预,解决人力资源的误配置,促进人力资本深化”。[4]通过制度变革,促进经济增长微观基础的再造,完善劳动力、资本以及技术交易等要素市场供给,发挥生产要素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主要作用。在制度变革的基础上,建立更加灵活的经济体制,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避免结构性问题的长期化,使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真实发生作用,形成新常态下开发经济增长潜力的制度机制。


  4.规模经济视角的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开发。区域市场的一体化将通过分工效应、规模经济、竞争效应、技术创新效应来开发经济增长的潜力,最终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从区域经济空间视角出发,通过构建区域协调机制对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产业规划等内容进行整合,加强地区之间合作,提高地区规模效应在经济增长的作用,为未来长期经济增长提供有效的动力支持。从经济的空间布局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增长地区主要集中在以京津为核心的京津冀都市圈、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都市圈、以广州为核心的珠三角都市圈,三大都市圈区域经济和要素的高度集聚,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的带动作用。但是其他区域发展不足,整体经济规模受限,从规模经济角度出发,在新常态下经济增长潜力的开发中,要优化经济的区域空间布局,形成“北上广”以外新的高增长区域,“以高增长地区为基础,通过要素集聚,将发展成为我国的重要潜力增长区”[5]。


  二、新常态要素禀赋结构变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动力转换


  在新常态要素禀赋结构变化背景下,传统的增长动力只能开发旧常态模式下的经济增长潜力,目前这种潜力已经走到了尽头。传统的经济增长潜力是在要素层面,增长动力是投资驱动,新的增长潜力是在结构、效率、制度和规模层面,传统的增长动力无法开发这些层面的增长潜力。新的增长潜力开发需要构建新的动力形成机制,形成相应新动力因素的支持,将潜力因素转化为经济增长动力。依据新常态下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动力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从再工业化角度形成结构层面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动力。在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开发过程中,理论界有一个主要观点,就是通过城镇化来开发经济增长的潜力,形成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新动力,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在经济结构转变中工业化是主体,城镇化是工业化引起的结果。按照经济发展理论,以结构转化来促进增长潜力的开发,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结构多元化、结构的高级化和合理化。经过30多年的发展,在经济结构方面我们成功地实现了结构多元化,但是未能实现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因此,新常态下结构调整的思路是从结构多元化向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方面转变,同时高度重视实体经济的作用。为此,在结构层面上,需要从再工业化角度形成结构层面的增长动力,推动工业化的升级。再工业化是实现传统工业部门的复兴和现代化,支持新兴工业部门增长的工业化方式,并通过这一方式来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同时再工业化是针对工业化进程完成中出现的过度去工业化趋势而造成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脱节等问题,逐步形成的一种回归实体经济的纠偏机制。并且再工业化是通过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增长实现工业化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模式。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为了解决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脱离,开始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对制造业重要性进行了重新认识。再工业化具有改善供给和拉动需求的双重效应,同时再工业化也是资本深化的过程,在再工业化过程中,中间投入品和资本品的投资比重将呈现逐步上升的态势。在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潜力开发动力机制重构中,可以实施再工业化战略,以工业化的思维挖掘经济结构的潜力,加大研发投入支持先进制造业发展,引导企业加强创新,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改革人才培养体系,开发人力资本红利。


  2.自主创新角度形成资源配置效率层面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动力。自主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也是新常态背景下开发经济增长潜力的主要动力。自主创新可以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开发经济增长的潜力。在新常态下通过自主创新形成资源配置效率层面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动力过程中,需要强化科技的自主创新,依据世界新技术革命的要求构建国家创新体系。政府应当加强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建立健全科技创新制度,使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必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造有利于创新的制度环境,进一步确立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促进科技与经济的有机结合;在新常态经济增长潜力开发中实现技术创新的转型,从水平技术创新到垂直技术创新的转型,从被动技术创新向主动技术创新的转型,从单一政府投入推动创新向多元化投入推动创新的转型,从模仿型技术创新向自主创新的转型,从分离型技术创新向协同创新的转型。把创新政策融入产业政策、区域政策、财税政策、金融政策、贸易政策、人力资本政策中去,形成新常态下支持创新驱动战略的政策支持体系。


  3.完善市场体制形成制度层面的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动力。新常态背景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基础作用逐步上升到决定性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我国的经济效率也会逐年提高。在新常态下完善市场体制形成制度层面的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动力过程中,需要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加速推进体制改革,放松政府管制,抑制垄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来释放经济增长潜力:一是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凡是市场可以做好的就交给市场去做,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秩序,在市场竞争的基础上培育企业主体,特别是发挥民间投资的作用,发挥民营经济在开发经济增长潜力方面的作用。二是要完善市场出清机制,打破国有企业中行政性的垄断,将垄断行业中自然垄断业务和竞争性业务分离开来。三是建立完善的市场制度。理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推进政府职能转型,重新回归市场决定作用的资源配置机制,消除政府过度干预资源配置的制度安排,为新常态下经济增长潜力的开发创造良好的制度基础。


  4.区域经济整合角度形成规模层面的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动力。区域经济整合可以扩大经济增长的空间范围,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潜力的开发。区域发展不平衡严重制约着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开发,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的发展,我国经济总量提升很快,但是也造成了严重的区域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如果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将会制约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开发和可持续性。因此,区域经济结构的改善和协调,特别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会显著提升经济增长潜力。在新常态背景下经济增长潜力开发中,要以区域经济协调为目标,进行区域经济发展的整合,根据区域发展阶段和特征的差异、区域规划功能的差异和区域竞争优势原则,加强区域经济整合,促进区域结构转型,在区域市场一体化上下功夫。并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进行区域经济的整合,造就新的高经济增长区域,扩大高经济增长区域的规模,形成规模经济层面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新动力。


  三、新常态要素禀赋结构变化下中国增长潜力开发与动力转换的支撑条件


  结合新常态背景下我国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约束条件,探究未来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路径,实现经济增长的动力从投资、出口等因素向城镇化、技术创新等方面成功转型,从而适应结构转化、规模经济等新增长潜力开发的要求,推动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增长。因此,在新常态背景下中国增长潜力开发与动力转换的支撑条件上,要把微观和宏观相结合,调整路径转型体系和政策体系。


  (一)支撑新常态经济增长潜力开发和动力机制转换的路径转型体系


  在新常态要素禀赋结构变化的背景下,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潜力的开发,要从规模扩张转向效率提升。从效率角度来说,经济增长源泉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分工形成经济增长效率,这属于斯密式的经济增长,二是通过创新形成经济增长效率,这属于熊彼特式的经济增长,三是通过制度创新形成经济增长效率,这属于奥尔森式的经济增长。因此,在新常态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动力形成中,要把这三个方面结合起来,形成支撑新常态经济增长潜力开发和动力机制转换的路径转型体系:


  1.通过发展战略转型开发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源潜力。在新常态要素禀赋结构变化的背景下,在发展战略方面要由赶超型战略转向质量效益型战略,从追求大转向追求强,从追求快转向追求好。在这种发展战略背景下,要实现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提升,在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上就要由要素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形成熊彼特式的经济增长。在创新驱动中技术创新是创新驱动的核心,科学技术是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核心动力,要通过技术进步来开发经济增长的资源配置效率潜力。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兴起,信息化、新能源、新材料和生物技术等新经济成为世界经济的新趋势,在新的发展战略中要充分考虑第三次工业革命背景下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的方向,努力开发新技术,促进新兴产业的成长。同时要重视人力资源潜力的开发,“促进人力资本的快速增长作为构筑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动力的首要战略”[6],我国潜在的人力资源优势转变为现实的人力资本优势,使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真实发挥作用,推动创新能力的提升。


  2.通过工业化和城镇化模式战略转型开发产业结构潜力。工业化和城镇化是分工的结果,是经济发展中结构转变的两个重要方面,通过工业化和城镇化可以形成斯密式的经济增长。在新常态要素禀赋结构变化的背景下,要通过工业化战略和城镇化战略的调整来加快分工的深化,挖掘结构转化方面的经济增长潜力。在工业化战略方面,实施再工业化和新型工业化的双轮驱动战略,高度重视实体经济的作用。通过再工业化,加强对传统工业的改造,重新振兴制造业,把现有制造业的制造水准提升到国际水平“从而实现产品的技术升级、品牌升级和价值升级”[7]。通过新型工业化,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现代产业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在工业化战略转型的基础上,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在城镇化战略调整方面,要把结构转化和形成经济增长的极点作为城镇化的主要目标,以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结合形成新常态下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新动力。


  3.通过区域发展战略转型提高规模经济潜力。区域经济的发展是空间结构的优化过程,也可以形成斯密式的经济增长。在我国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中,我们采取了区域非均衡战略,这一战略的实施促进了某些区域的巨大发展,但是也带来了区域差距的扩大、区域市场的分割等问题。在新常态要素禀赋结构变化背景下的经济增长潜力开发中,要从区域非均衡战略转向区域市场一体化战略,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过程中分工深化的环节,也是区域经济发展和经济空间共同作用来提高规模经济的思路。市场一体化作为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方式之一,它能为区域生产要素顺畅流通以及经济一体化进程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通过区域市场一体化造就新的高增长区域,把山东半岛、闽东南、辽中南、渝蓉地区、武鄂黄九地区、中原地区、关中地区等城镇相对密集地区造就成为我国未来经济高增长地区,提高高增长区域的规模,形成新常态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新增长空间范围。


  4.通过制度模式转型提升制度供给效率的潜力。制度不仅具有约束作用,而且具有激励作用,制度创新和制度转型可以形成奥尔森式的经济增长。在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中,我们的制度模式是体制转轨,通过体制转轨来促进经济增长,目前体制转轨的任务基本完成。在新常态要素禀赋结构变化的背景下的经济增长潜力开发中,要实现制度模式从体制转轨到体制完善的转型,建立起能适应要素禀赋结构变化的具有灵活性、适应性和创新性的经济体制。通过体制完善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解决过度垄断和市场机制的扭曲,完善市场经济的制度体系,提升制度供给的效率,通过制度供给效率的提升来形成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动力。


  (二)支撑新常态背景下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动力转换的政策支持体系


  政策性扭曲是导致我国要素市场扭曲的主要因素,依靠行政管制手段替代市场机制导致了要素错误配置行为。因此,在新常态经济增长潜力开发与动力形成中,要进行政策体系的调整,建立支撑新常态背景下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动力转换的政策支持体系。在新常态要素禀赋结构变化的背景下,在支撑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动力形成的政策支持体系调整中,要采用组合政策工具充分挖掘经济增长潜力并调整和改善各项约束条件,在政策目标上要从短期转向长期,在政策工具上从单一的需求管理转向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结合,在政策内容上把微观政策与宏观政策相结合,高度重视实体经济发展,促进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真实作用的发挥。


  1.从微观层面的政策支持体系


  在新常态要素禀赋结构变化的背景下,经济增长潜力的开发及其动力机制的形成,关键要着眼于建立和形成潜力开发的实施机制,造就开发经济增长潜力的微观主体。因此,新常态支撑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动力形成的微观政策支持体系需要进行一系列的调整:(1)在政策目标上,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形成政府、企业和高校、科研机构相结合的产学研合作创新模式,构建创新体系激励市场主体参与原始创新。通过有效合作、共担风险,降低研发成本,缩短研发周期,提升自主研发的能力和创新能力。(2)在政策导向上,依据大数据时代的特征,加强对创新行为的保护,使先进制造业通过不断吸收、应用数字技术成果,实现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柔性化、生态化生产。激励私营企业积极创新,应用推广高新科技成果。加强产业供应链及其运作框架的整合,为中小企业发展和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和平台。(3)在政策内容上,加大企业研发投入的补贴和投入,通过减免税收和财政补贴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在制造业行业培育企业的自主开发能力,推进企业的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向国际价值链的研发与营销两个高端迈进。


  2.中观层面的政策支持体系


  中观上的政策支持体系主要是产业政策体系,新常态下经济增长潜力开发需要中观上的产业政策支持:(1)产业政策方面,前瞻性的培育战略性新型产业,目前世界范围内建立在互联网、新材料、新能源相结合基础上的第三次产业革命正在兴起。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特征,立足我国国情和科技、产业基础,现阶段重点培育和发展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产业。要着眼长远,把握科技和产业发展新方向,对重大前沿性领域及早部署,积极培育先导产业。(2)产业结构方面,在低收入发展阶段高速增长形成的现有产业结构,制造业偏重,高消耗、高污染行业偏多,产业链处于中低端。新常态下结构调整要将产业结构向高端提升,突出发展服务业;将产业链向中高端提升,提高附加值。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型产业,促进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提高现代服务业比重,使现代服务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加大对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的支持,促进产学研结合,增加对研发活动的财政支持,用信息化、自动化和智能化手段提升制造业的附加值,使制造业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变,使制造业价值链向高端升级。(3)产业组织政策方面,一方面要实施以反垄断为核心内容的竞争政策,竞争机制作用的正常发挥是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基础,竞争机制通过企业间的竞争而形成的优胜劣汰给企业形成外部压力,是企业进步的原始推动力,使社会资源配置到效率更高的企业,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得到提升。因此,新常态下的产业组织政策要以反垄断和鼓励竞争为核心,调节企业的竞争行为,促进企业有效竞争,保证竞争机制作用的正常发挥。另一方面要调整技术政策,把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技术政策的核心,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的是以市场换技术的技术战略,在政策导向上重引进、忽视自主创新,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差。新常态下要改变过去以市场换技术的思路,加大对企业自主技术开发的扶持力度,促进创新型企业的成长,通过自主创新和品牌能力提升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3.宏观层面的政策支持体系


  依据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宏观上对任何一个经济体开发经济增长潜力和形成新的增长动力机制都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实体经济能否产生真实的需求,另一方面是货币政策和银行体系能否通过增加货币供给使各类微观主体拥有足够的有效需求。因此,在新常态要素禀赋结构变化的背景下,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潜力开发和动力机制的形成中,要在宏观层面进行政策体系的调整,宏观政策的基调是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向结合,以供给管理为主,需求管理为辅。“需求管理用于保增长和就业,而供给管理被用于调结构。”[8]通过宏观政策体系的调整构建完善市场制度、区域政策调整以及政府职能转变等方面的宏观政策体系,以支持新常态背景下经济增长潜力的开发。调整的内容包括:(1)在财政政策方面,由于创新驱动突出的是科学新发现转化为新技术,需要产学研协同创新,需要企业真正成为创新主体。财政政策需要对工业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进行结构性减税。建立有效的财税激励政策,提高企业的研发力度,提高产品技术含量,提高企业的品牌意识。(2)在金融政策方面,通过金融体系的结构性调整、国有银行的改革、地方政府不当行为的娇正,为经济增长潜力开发创造金融市场条件,拓宽中小企业的资源渠道、特别是给中小企业在研发方面提供融资支持。(3)在人力资本政策方面,适应新常态产业升级与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实现劳动力升级与转型。新常态下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关键是产业结构升级,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前提条件是要先实现劳动力结构的升级,为此新常态下的人力资本政策要适应新常态,注重人力资源的充分开发利用,为新常态结构升级和创新驱动提供相匹配的人力资本。(4)在区域政策方面,新常态下依据要素禀赋条件的变化以及区域经济格局的变化,优化制造业产业的空间布局,进行区域资源整合,促进产业的空间转移。在坚持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原则的前提下,把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的企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实现东中西部制造业格局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