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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中日韩自贸区谈判面临的环境与战略取向

  • 投稿车师
  • 更新时间2015-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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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琳 北京语言大学 黄 鹏 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

东北亚是中日韩的归属地,地缘概念清晰,是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依托。东北亚区域合作的核心是中日韩合作,而中日韩合作的最大亮点则是中日韩自贸区建设。推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并达成协议,在此基础上争取早日结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对于推动东北亚经济一体化,乃至亚洲经济的整体发展,都会具有长远的利益影响。

近年来,在中日和韩日政治关系转冷、领土历史纠纷升温的情况下,三国仍坚持推进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进程,自2014年底举行中日韩自贸区第五届谈判之后,又于2015年1月16日在日本东京举行了中日韩自贸区第六届谈判首席代表会议,这些都有力地证明了中日韩自贸区的战略价值。

一、中日韩自贸区的战略意义

(一)中日韩自贸区的建立有利于加快三国贸易的自由化和便利化,促进三国经济的稳定增长

中日韩迄今都保持着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对外贸易在三国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2013年中日韩贸易总额达到5.9万亿美元,约占全球贸易额的36%,但三国内部贸易量仅占三国贸易总额的21.1%,远低于北美自贸区(40.2%)和欧盟(65.7%),这与三国贸易总量规模很不相符,同时也说明三国内部贸易存在巨大发展潜力和增长空间(见表1)。从中日韩各自贸易额占三国贸易总额的比重看,日韩呈增长势头,中国则出现下滑趋势,这主要是受中国日益成为全球工厂、日韩两国对华贸易依存度上升的影响(见表2)。中日韩自贸区建立后,三国将分阶段实现零关税,加工贸易的监管手续等诸多限制将逐步取消,物资流动更加顺畅,生产成本大大降低,这有助于扩大东北亚的产业内贸易,进一步提高三国产品在全球的市场占有率。

根据GTAP模型测算,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等在内的中日韩自贸区建成后,中国GDP将获益1.1%至2.9%,日本获益0.1%至0.5%,韩国获益2.5%至3.1%。日本三菱综合研究所的分析表明,在东北亚地区建立中日韩自贸区的收益比任何双边自贸区都大,中日韩三国GDP将分别增长1.63%、0.23%和1.84%。在近年来世界经济形势总体不乐观的情况下,中日韩自贸区建设成为促进三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必然要求。

(二) 中日韩自贸区的建立有利于刺激三国相互投资合作的潜力

中日韩三国产业互补性强,日韩在资本、先进技术和设备、工业产品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中国在能源、资源、农业和劳动力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这种强大的互补性是中日韩自贸区建设的重要动力,反过来中日韩自贸区也将为更好发挥这种互补性提供条件。目前看,与三国经济规模和贸易总量相比,三国相互投资量并不令人乐观。2013年中日韩的对外投资分别为1078亿美元、1350亿美元和240亿美元,但三国间的相互投资仅占上述投资总量的7%。近年日本对中国投资占其对外投资总额的比重变化:2.9%(2000年)→18.9%(2004年)→5.0(2008年)→6.0%(2012年)→5.8%(2013年);对韩国投资占其对外投资总额的比重变化:1.7%(2001)→2.2%(2011)→3.3%(2012)→3.4%(2013年)。可以看出,2004年日本对中国投资比重达到最高点18.9%后,出现快速下跌势头。日本对韩国投资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近年呈现小幅增长趋势。进入2000年以来,韩国对中国投资占其对外投资总额的比重一度接近40%(2005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呈现减少趋势,这也与中国国内生产成本上升有关。与日本、韩国对华投资相比,中国对日本、韩国投资规模较小。中日韩自贸区建成后,有利于健全和完善三方相互投资体制,减少高端技术转移不足、知识产权保护不利、投资政策缺乏透明等弊端,实现区域经济的群体化、群体间的协同进化与共生发展,形成一个互为衔接的区域产业平台。

(三)中日韩自贸区的建立有利于推动以三国为核心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中日韩分别是GDP位于世界第二、第三和第十五位的经济大国,三国人口占东亚总人口的74%和世界的22%,经济总量占东亚的90%和世界的20%,贸易总量占东亚的70%和世界的20%。中日韩自贸区一旦建成,将形成一个人口超过15亿的大市场,其经济总量有望与欧盟、北美两大经济集团相比肩,有望形成区域竞争优势,提升三国乃至亚洲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发言权,对抵御全球经济风险、降低对域外市场的依赖和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此外,中日韩自贸区一旦建成,对处于“微妙期”的东亚乃至亚太各经济体之间达成新的贸易合作将具有模板意义和示范作用,打破当前RCEP谈判僵局,成为促进亚太自贸区建设加速的催化剂,对促进世界经贸格局的新发展产生重大和深远影响。

二、 中日韩自贸区建设面临的复杂环境

中日韩自贸区建设的地区形势并不乐观,谈判进程面临诸多障碍。

(一)政经悖论:经济合作与安全冲突

当前东北亚地区格局的突出特征是政经悖论,即区域经济关系走向集聚融合,政治安全关系走向紧张冲突。有关各国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及互信不足,导致地区安全合作机制长期缺乏,特别是近年来中日、韩日之间的领土历史问题不断发酵,不仅放大了本地区传统安全领域内的冲突,还对包括中日韩自贸区在内的区域经济合作产生负面影响。出现政经悖论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地区大国力量对比发生的急剧变化。单从经济规模上讲,2013年中国经济总量为9.04万亿美元,日本为5.99万亿美元,韩国为1.23万亿,中国经济总量远超日韩之和。中日韩三国的经济关系正由中日“两强”向中国“一强”方向发展,这客观上推动东北亚秩序进入深刻转型期。在此过程中,国家关系重组和地区格局不确定性成为基本特征。日韩在从中国经济发展获取红利的同时,也对中国崛起产生不同程度的疑虑和防范,担心与中国加强合作将导致自身对中国的依赖进一步加深。

(二)美国影响:亚太再平衡战略与TPP攻势

美国虽为域外国家,却是影响中日韩合作的重要因素。日韩均为美国的战略同盟,中美关系则具有全球性战略意义。因此,中日韩合作直接影响到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利益,它难以乐见中日韩自贸区继续推进。美国政治上高调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经济上大力谋求将TPP打造为亚太经济合作的首要架构,希望借此继续主导地区政治、经济、安全进程,塑造符合美国利益的地区秩序,尽量迟滞东北亚经济一体化进程,挤压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空间,将日韩拉入美国主导的经济合作架构,减少日韩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目的之一,这也是影响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进展缓慢的重要因素。

(三)日本走势:政治右倾和倾向TPP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遭遇长达20多年的萧条期。与此形成反差的是,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快速提升,尤其是2010年经济总量超过日本。长期经济低迷导致的政治焦虑和社会失落,进而滋长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形成了选民和政治家在右倾化方面的恶性互动。这导致中日、韩日关系出现不同程度的倒退,也严重破坏中日韩合作的氛围。同时,日本自贸区战略亦由过去在东亚机制和亚太机制两面下注,改为偏向美国主导的TPP,谋求通过加入TPP振兴日本经济,深化日美同盟,同美国分享亚太经济合作的领导地位,制衡中国日益上升的影响力。《朝日新闻》主编船桥洋一认为,“TPP是日美同盟的课题之一,日本应积极参加,日本携手创造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这势必消弱中日韩谈判的动力。

(四)东北亚贸易结构:“一升两降”和竞争性上升

长期以中日贸易为主的东北亚贸易结构正发生变化,中日韩双边贸易额出现“一升两降”趋势。2013年,中韩贸易额增长7.0%,韩国对华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26.1%,韩国产品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超过日本,位居第一;而同年中日贸易下降5.1%,日韩贸易下降10.4%。另一方面,由于中日韩三国所处发展阶段各异,产业分工不平衡,三国各自关切和利益不尽相同,如何选择谈判模式、范围和关税减免方式是目前焦点所在。三国的市场结构、市场容量和消费结构存在差异,对各自的敏感产业高度关注(见表3),经济关系发生互补性下降、竞争性上升现象。中韩出口竞争度从2000年的0.36提高到2013年的0.43(该指标越接近1,竞争性越强),韩日出口相似指数则上升到0.501,这表示50%以上出口产品处于激烈竞争状态。

(五)中日韩三国自贸区战略存在一定冲突

中日两国都希望以本国为中心构筑东北亚地区经济秩序和贸易网络,韩国期待通过推进“多轨道FTA谈判路线”在区域经济合作过程中发挥平衡作用,进而成为区域乃至全球贸易枢纽。日本将自贸区建设重心转向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后,韩国受到刺激也随之加入TPP,中国则继续全力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三方利害和竞争关系加剧,这导致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动力有所丧失,短期内更难取得实质性进展。

长远看,不断加强的经济合作和难以根本解决的政治安全冲突,两者的交叉互动长期化将决定着中日韩合作和三国自贸区建设的未来走势。反过来讲,如果中日韩自贸区建成,将有利于缓解东北亚各国互信缺失、历史领土纠纷等深层次矛盾,对促进地区和平、发展与繁荣发挥重要作用。

三、 中国推进中日韩自贸区建设的战略取向

长远看,中日韩三国正在逐渐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政治和安全冲突所带来的经济代价也日益沉重。当前形势下,中国应努力消减政治安全冲突对三国合作的负面影响,推动中日韩自贸区建设早日取得实质性进展,进而推动东北亚一体化进程。

(一)积极拓宽合作新领域,从外围为三国自贸区建设营造良好环境

自1999年以来,特别是2008年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机制化以来,三国已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格局。今后,可继续深化财经合作,以应对共同面临的财政金融风险,包括日本空前严重的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危机,人民币和日元不断加重的升值压力,以及韩元汇率的不稳定波动。三国可进一步探讨扩大本币在双边跨境交易中的使用,建立三国货币直接交易市场,促进三国货币债券市场的健康发展。中日韩都面临严重的农业和粮食问题,三方可加强在粮食保障和农业政策信息方面的交流,促进在动植物防疫、农产品贸易便利化等方面的合作。三方在构建可持续的地区生态环境方面的目标一致,应加强在清洁能源、低碳经济、海洋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绿色经济与循环经济、构建能源和环境友好型的产业结构等方面开展合作。三方在能源安全、海上反恐、防灾减灾等非传统领域有着巨大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应继续深化既有合作,扩大共同安全利益。这有利于增信释疑,为更高层次的政治互信与合作奠定基础,逐步减少中日韩自贸区建设的政治障碍。

(二)相互照顾对方敏感产业,争取实现利益最大公约数

中日韩自贸区建立后,中国担心机械设备、化工、金融、运输设备等产业,日本担心加工产业、农业、能源、钢铁等产业,韩国则担心服装和纺织、能源、农业等产业受到冲击。三方应在对方相对弱势的领域,给予一定程度的优惠政策,让三国民众充分感知三国自贸区经贸合作带来的实惠,实现多赢。例如,农产品是日韩高度关注的议题,也是中日韩推进自贸区建设的主要障碍之一。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生产国和消费国之一,很多初级产品的产量排名世界第一,如大米、小麦、棉花、猪肉、水果、蔬菜等。而日韩则面临着可耕地面积有限、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和农业逆差逐年扩大的困难。相比之下,中国在农产品领域优势明显,对日韩保持着绝对的贸易顺差,从中日韩自贸区中获得的可预见收益高于日韩。中国可在谈判中对日韩农产品关税等予以适当照顾,同时要求日韩在机械设备、金融等议题上照顾中方关切。

(三)谋求三方合作与双边经济关系的良性循环

中日韩自贸区建设与中日、中韩和日韩三对双边经济合作有着紧密内在联系。中韩双边自贸区顺利进展显然有利于中日韩自贸合作,而中日自贸合作尚未启动、日韩自贸谈判陷入停顿,势必影响中日韩自贸合作进程。应力争通过双边有效沟通,积极推动三国自贸区建设,同时通过三国自贸区建设带动双边经济合作。中国应推动中韩自贸协定尽快签署并生效,这将导致日本在华的投资和贸易利益因与韩国的同质竞争关系而受损,并且日本专家研究认为,日本在中日韩自贸区中的获益将高于TPP,这有利于日本在二者的骑墙战术上的重心移向前者。

(四)促成区内合作与区外合作的良性互动

中日韩自贸区是东亚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东亚经济合作的重要引擎。当前东亚地区逐步形成了以东盟为核心的多层次的地区合作架构。中日韩自贸区和RCEP可以相互促进,为东盟地区塑造新的合作框架,前者可利用其主体经济地位,以东北亚合作为主要模式对后者发挥影响和引导作用,后者可加快谈判进程,刺激前者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危机意识。中日韩三国可加强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合作,应对共同挑战和诉求,反过来这也将成为中日韩加强合作的强大动力。

(五)充分利用和发挥二轨外交的弹性作用

中日韩政治生态脆弱,三国关系尤其是政治安全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常常受到政治形势的干扰。在地区合作中,观念、规范的建构至关重要,二轨外交在这方面拥有先天优势,可以发挥独特作用,特别是在区域机制建设、项目和议程的设定、敏感问题的解决等方面,这一点已被中日韩自贸区前期的联合研究充分印证。应继续动员中日韩三国学界、智库积极参与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进程,就有关问题开展务实有效的联合研究,定期向三国政府提交研究报告并提出建议,为全面推进三国自贸区建设提供智力支持。

最后,中国应加快构建区域合作战略,搭建更多平台,可对各方形成刺激和牵制。尽快完成中美投资协定谈判和启动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并且考虑进行中美、中欧自贸区谈判,这既符合长远利益,也是中国在区域合作战略中争取主动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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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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