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三标 苏明华
摘要：2014 年2 月9 日，央视《新闻直播间》曝光东莞色情娱乐业所引发的微博舆论反应说明，主流舆论场与民间网络舆论场彼此割裂、相互分离的“二元对立”态势已成为当下中国舆论生态的现实图景。其中，群体层面的逆反心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离间因素，它消解和挤压了主流媒体的传播效应和生存空间。本文以“东莞扫黄事件”为切入点，考察网络舆论场群体逆反心理的外化形式及极化趋向，探求把握网络舆情脉搏、疏导网络群体逆反心理的有效路径，为实现主流媒体的价值导向功能，建构和谐网络舆论秩序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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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网络舆论；群体逆反；话语狂欢；群氓乱象；疏导
网络为民众的自由表达和精神互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公共话语空间，这种超越时空界限、打破身份隔阂，既与现实世界分庭抗礼，又与现实世界相互嵌入的“赛博空间”，不仅改变了当下中国民众的认知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还打破了思想舆论的传播边界、传播模式和传播格局。在当前网络舆论场，主流舆论与民间舆论依托各自的价值标准和运作法则，既相互交织、相互补充，又相互否定、相互拒斥，思想舆论传播领域呈现出空前复杂的多元话语颉颃局面。主流思想舆论“一元主导”的传播生态和传统的治理方式在微博、论坛等网络社交平台不时遭遇民间舆论的群体性逆反，这种“群体逆反”心理不仅弱化了主流思想舆论的传播效果，还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承载意识形态使命的主流媒体的生存空间，并潜移默化地消解社会合力，破坏网络舆论秩序。
一、“逆反”的传播效应：“二元对立”的话语权力态势
2014年2月9日，央视《新闻直播间》曝光东莞酒店色情娱乐业，迅速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扫黄”整治风暴，引发全球舆论高度关注。然而，令官方始料不及的是《央视》的暗访，《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主流媒体的后续评论非但未有力主导网络舆论走向，反而招致了民间舆论对央视新闻操作的集体吐槽，并发酵成一个“嘲讽”央视、“力挺”东莞的话语狂欢事件。“东莞不哭”“东莞挺住”“天佑东莞”“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组团去，拯救东莞”等碎片化话语依托微博平台被迅速转发，并形成一场汹涌的民间舆论漩涡。“仅在新浪微博，有关‘东莞+央视’的微博就多达139万条，一时间网络舆情高涨，东莞扫黄成为网络空间热议的话题”。[1]“东莞扫黄事件”所引发的网络狂欢以及民间舆论对央视与东莞政府关系的“阴谋论”揣测，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当下民间舆论对主流思想舆论传播的“逆反”效应，这也是社会心理学所描述的“飞去来器”效应。在主流思想舆论传播中，这种效应主要是指受众在舆论场中所持的价值观点、态度立场和行为倾向与传播主体的预期目标呈相反性趋向的“群体逆反”心理现象。它“是客观环境与群主体需要不相符合时产生的一种心理活动，它具有强烈的情绪色彩即带有强烈的抵触情绪。”[2]在当下网络舆论场，这种强烈抵触情绪并非由个体网民的认知、情绪和态度障碍诱发，而主要是由社会不公平感、群体压力感、群际相对剥夺感引发的一种非常规性质的社会逆向心理反应，网民通过对官方或主流的逆向反应来追寻自身的存在感、价值感和安心感，并借此希望改变其所在群体在社会现实中的不利局面。
当前“群体逆反”心理能获得一定的共振效应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网络传播技术对传统话语权力结构的解构和颠覆。传统的思想舆论传播结构呈现为一种“金字塔形”的话语权力结构，处于顶端的是控制舆论生产和秩序的权力中心，权力中心通过对大众传媒的垄断使其生产和传播的思想舆论成为社会的“主流”舆论，主流舆论通过统摄、控制不符合“主流”标准和价值要求的非主流舆论，有效地阻止了任何异于主流舆论中心的其他非主流舆论中心的形成。在主流思想舆论“一元管制”的话语权力格局中，发表不同意见、看法、价值和理念的非主流思想舆论经常被漠视、忽略或压制，只能潜隐在民众的心里底层。然而，近年来伴随着信息网络传播技术而蓬勃兴起的微博、微信、QQ群、网络论坛等社交平台迅速成为民众聚集、信息传递、意见交流的“在线舆论场”。舆论场以无与伦比的开放程度、群聚密度、互动频率、感染力量与传统主流媒体呈现出巨大的分离走向，并迅速成为社会能量释放、话语权力争斗的新中心。对“东莞扫黄事件”所引发的舆论反弹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民间网络舆论场“病毒式”的传播方式、草根化的表达方式、联动性的传播规则不仅颠覆了传统思想舆论传播规律，改变了主流媒体“一元管制”的话语权力格局，还“导致了整个社会话语语态和话语生态的变化，使传统媒体的公信力成为‘易碎品’，传统权威精英的话语权力在相当程度上被削弱甚至消解”[3]。正如《经济观察报》所指出的那样，“网民在调侃之余，也许是社会积蓄已久的、对包括央视在内的、权力化了的社会评价姿态及社会管理方式的不满与抵抗”。[4]
事实上，早在1998 年新华社原总编辑南振中先生就已提出两个“舆论场”概念，“一个是老百姓的‘口头舆论场；一个是新闻媒体着力营造的舆论场’”[5]。而本文所指称的两个舆论场：一个是以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人民网、新华网为代表的“主流媒体舆论场”，另一个是依托于博客、微博、论坛、微信等网络社交平台的“民间网络舆论场”。随着网民数量的迅猛增长和信息网络传播技术的快速发展，民间网络舆论场的社会影响日趋增大，逐渐形成了可与主流媒体舆论场相抗衡的“公共话语场”。公共话语场为形形色色的话语权力群体建构了合适的生长场域：强话语权力群体、弱话语权力群体、在线话语权力群体、潜水话语权力群体、活跃话语权力群体、沉默的话语权力群体，这些话语权力群体有的言辞犀利、语带讥讽，有的言语闪烁、若隐若现，有的在线观望，相机行事，有的藏头露尾、潜而不发。他们在舆论场各施手段、各展神通，既设定网络议程，又推动舆论蔓延，还搅拌网络江湖，并以此为依托不断地拓展自身的话语权力边界和势力范围。“东莞扫黄事件”的民间舆论反应说明，“两个舆论场”既未契合，也未打通，而是呈现出一种“二元对立”的话语权力格局，“一元主导”结构的惯性与“多元”强势生长的相互较劲使得众多网民对主流思想舆论的“逆反性”解读成为可能。事实上，当下民间网络舆论场对主流媒体的“群体逆向”反应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越是主流媒体正面宣传的，民间舆论越会逆向解读；越是主流媒体积极倡导的，民间舆论越是一味否定；越是主流媒体竭力批判的，民间舆论越会竭尽同情。比如，“极品乞丐”“芙蓉姐姐”“犀利哥”“苍井空”为网民追捧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群体逆反心理机制在起作用。
二、“反讽”的话语狂欢：“群体逆反”心理的外化投射
“群体逆反”心理的疯狂滋长使得民间网络舆论场有时犹如巴赫金所谓的“狂欢广场”“没有舞台，没有演员，没有观众。这是展示自己存在另一种自由的形式”。[6] 网民以话语狂欢的形式掀起了一场若隐若现的话语权力之争，正如杰姆逊所描述的，“成千上万个主体突然都说起话来了”。这成千上万的主体娴熟地运用篡改、拆解、戏谑化手法不断解构宏大的阳光叙事话语，不管是主流媒体的宣传式话语，还是官方的独白式话语，民间舆论场都呈现出强烈的解构之风。“今夜我们都是东莞人”“多难兴邦，中国春梦一定会实现”的话语狂欢把怀疑精神推崇到极致，“反讽”是其基本的叙事逻辑和狂欢方式，它背后呈现的是一种强烈的反体制、反权威、反主流的群体性逆反倾向，既有娱乐至死、游戏人生的一面，也有情绪宣泄、议题聚焦的一面。
可以说，在当今网络舆论场，对主流和权威的话语“反讽”是群体逆反心理在社交媒介形式上的外化投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肇事者”的角色，这种“怀疑一切”的叙事逻辑和“嘲弄一切”的价值立场在民间舆论场获得了疯狂的点击、围观和转发，不仅影响了民众的价值取向和处世态度，还影响了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当前，与群体逆反心理遥相呼应的是活跃网民和网络大V对主流话语的反讽嘲，即“利用改写、剪贴、拼凑、夸张、戏拟化等手法以及现代声像技术，将原本不相干的话语符号碎片连缀成有关联的文本整体和新的话语形态，以‘愚乐至死’的感官刺激和逆反心态无情地解构主流话语与经典文本的深度意义、权威光环和价值意蕴，主流文本话语在逆反逻辑语境下，成了民间网络舆论主体随意剪裁、信手拈来的装饰与材料。”[7“] 东莞扫黄事件”发生后，少数网络大V迅速“变异”汶川大地震的口号，一时“东莞加油，众志成城”“东莞，我为你骄傲”“央视无情，人间有爱”的调侃话语甚嚣尘上，在反讽的话语体系下，与代表官方和主流的央视“唱反调”一时成为网络时尚，而事实、真相、道德、法制却被忽视甚至掩盖。
具体说来，当前比较流行的反讽嘲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风行于网络舆论场的“流行语体”现象。主要是指主流的价值导向、权威的说教式宣传、官方的僵硬式灌输，特别是官方对社会热点事件的某种回应出现话语偏差时，其中的标志性话语和句式模板就会被关注社会现实的网民迅速仿写或改写，并成为一种“体”在网络上蔓延开来。从“到处洋溢着喜悦”的“新闻联播体”到“每天以泪洗面”的“洗面体”，从“我很艰难地做出了决定”的“决定体”到“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的“高铁体”“流行语体”成了网络舆论场一种特有的话语反讽现象，它持久地召唤着网民的调侃热情，将一个微小的日常话语发酵为强大的民间舆论力量。二是流行于网络舆论场的一种另类的话语反讽实践——“恶搞”。在网络这个巨大的话语场域中，现实社会中阶层固化、贫富差距、干群矛盾及其中所彰显出来的社会逆反心态以“恶搞”的形式被反复复制、任意投射甚至无限放大。风靡网络平台的“恶搞”既是网民行为的一种“集体失范”，亦是群体逆反心理的一次集中呈现，从《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到《春运帝国》，从《闪闪的红星之潘冬子参赛记》到《铁道游击队之青歌赛总动员》，代表主流、权威和正统的文本话语似乎都成了“恶搞者”任意剪裁的材料，无厘头叙事的快感、嘲弄各种权威的快感、颠覆主流文化的快感取代了原有文本话语的核心精神、鲜明立场和真实意义。“它夸大可见之物，推崇并凸现浮表之外观，拒斥任何意义或深度。”[8]这正是社会结构转型与经济体制转轨阶段所特有的典型症状。对此症状，瑞士心理学家维雷娜·卡特斯有着深刻的分析：“转折阶段有它自己的规律：不久前还有效的、可靠的东西突然受到质疑，开始时不满情绪滋长然后蔓延开来，生活越来越焦躁不安，新的目标出现在我们面前，开始还是模糊不清的，与其说表现为新的思想和计划，还不如说表现为对现实的批判”。[9]而这种批判未必是出于好奇的心态，也未必是伦理缺失、道德失范的网络呈现，而更多的可能是通过荒诞的“恶搞”来展示一种“去政治化”和“去中心化”的群体性逆反。
三、“在线”的“群氓”乱象：“群体逆反”心理的极化倾向
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群体一旦集聚，它的精神结构就会随之改变，一种心理群体就会形成。心理群体一经形成，就会衍生出大量的“去个体化”现象，个体就会在“集体潜意识”机制的作用下丧失自我意识和自觉个性，“变成另一种智力水平十分低下的生物”。“群体逆反”心理的主体正是这样一个网络心理群体，政府如果不能有效地干预和引导这些“心理群体”，他们就有可能极化为“群氓”，群氓乱象就有可能发生，因为“群体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意见、想法和信念，他们或者全盘接受，或者一概拒绝，将其视为绝对真理或绝对谬论”。[10]
当然，任何社会现象的产生都不是无源之水，“群氓”乱象的滋生自然也不是社会的偶然现象，它必然萌芽和植根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土壤之中。当前，“在线”的“群氓”乱象表面上看是网民存在感、道德感、归属感缺失的表现，实质上则是转型期社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所引发的“网民群体”对教条式主流宣传的一种群体性逆向反应。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物质财富的急剧膨胀与贫富差距迅速拉大的矛盾愈发尖锐，强势的利益集团与弱势的草根阶层尖锐对峙，社会阶层呈现出结构性“断裂”与“固化”趋势。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不仅没有给民众带来相应的满足感和幸福感，反而因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衡而使民众产生了强烈的群体相对剥夺感。“人们从期望得到和实际得到的差距中以及与其相应的参照群体的比较过程中产生出的一种负面的群体心理感受。”[11]这种相对剥夺感在日趋固化的阶层中不断酝酿和发酵，并逐渐演化为对政府及主流意识形态宣传“不可信”的惯性思维、逆反心理以及“仇官”“仇富”的情绪郁积。这种思维、情绪和心理一旦遇到特定的催化剂，比如，有关政府、权威特别是地方官员的负面信息浮现于网络空间，民间舆论场就会迅速成为“群氓”的泄愤场、“扒粪场”和“谩骂场”。“原来的生活形态，道德基础和信仰全变成了腐烂的绳索，人的两重性，人的思想的两重性，此前一直隐蔽着，这时全暴露出来。”[12]在这种群体极化状态中，“群氓”依托社交媒体以“集体疯狂”的形式尽情地宣泄对社会现状、政府权威、精英群体的“无名怨愤”。在微博、微信、论坛等网络平台，违背基本常识、社会规范、道德伦理的极端话语不断地滋生和蔓延，呈现一幅“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生成态势。“毫无疑问，群体极化正发生在网络上。讲到这里，网络对许多人而言，正是极端主义的温床，因为志同道合的人可以在网上轻易且频繁地沟通，但听不到不同的看法。持续暴露于极端的立场中，听取这些人的意见，会让人逐渐相信这个立场。”[13]在这里，“刺激-逆反-极化”成了群氓乱象的生成逻辑，某种价值观点、某项政策法规、某一公共议题一旦遭到一些网民的“反感”和“反对”，就有可能在无数个网络心理群体中获得相互暗示和群际传染，群体成员就会以非理性的轻信意识、偏执的惯性思维、责任感淡化的从众心理全盘接受其逆反的东西，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并形成一股观点和价值共振的巨大能量流。在东莞舆情事件中，网民虽然痛恨践踏法治之乱象，然而法治打击色情之祸时，网民又反过来“力挺”东莞，这种为反对而反对的非理性表达，逢官必反的执拗式抵触，破碗砸破瓶的愤青式发泄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群体逆反心理极化所呈现出来的一种“群氓”乱象。
四、“避雷针效应”的启示：“群体逆反心理”的疏导之道
在高大的建筑物顶端安装一个金属棒，然后用金属线连接到地下的金属板，强大的云层电流通过金属棒和金属线的导引与地上的电中和，从而保护建筑物在雷雨天免遭雷击，社会学家把此种现象概括为“避雷针效应”。“避雷针效应”其实就是一种疏导策略，善疏则通，善导则安。正如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所指出的，“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14]网民的思想观念、意见看法、利益诉求等，只要存在，就会以网络舆论的形式呈现出来，一味堵塞言路、强行压服，不仅无助于群体逆反心理问题和舆情危机的解决，还会引发民间网络舆论场的“蝴蝶效应”和“破窗效应”，造成主流舆论场的自我边缘化。因此，把握舆情脉搏、寻求疏导之道无疑是主流媒体占领网络舆论制高点的一种必然选择。
首先，要培育意见领袖，提升主流媒体的议程设置能力。群体逆反心理极易受网络事件议程设置的影响，所以主流媒体的网络议程设置非常关键。受“猎奇心”“抵触心”等特殊心理的影响，网民会通过对不同议题的聚焦、关注和讨论而设置“网络议程”，并形成异于主流舆论的新的舆论中心。如果政府或主流媒体在公共议题形成的舆论热点面前“反应迟钝”甚至“集体沉默”，舆论走向就极有可能失控，甚至走向政府和主流的对立面。在“东莞扫黄事件”伊始，央视对于众议汹汹的微博反应置之不理，以致错失反戈一击的最佳时机，传统的“把关人”角色和“议程设置”功能基本丧失，最后导致少数网络“大V”的言论迅速发酵成了一个调侃央视、力挺东莞的舆情事件。因此，政府及主流媒体应充分利用“议程设置”控制网络舆论。“科学技术的合理性本身也就是控制的合理性，即统治的合理性”[15]，合理的议程设置可以实现网络舆情危机的性质转换，实现“把关人”与网民的良性互动，从而营造官方与民间的双赢局面。要有效主导网络“议程设置”“意见领袖”的作用不可忽视。在自媒体时代，虽然“人人都有麦克风”，但真正能形成影响的经常是极少数“意见领袖”。为此，我们要培育自己的“意见领袖”，要研究其作用机制，建立其鼓励机制，吸引一些具有专业知识、理论水平和技术背景的新闻发言人、时事评论员、知名人士、专家学者、优秀网民来体察网络舆情，参与议题讨论，回应网民疑惑，发表网络评论。通过与各种网络观点的交锋辩论，使主流的思想、观点占据网络舆论制高点，进而影响、改变网民的逆反态度、逆反立场和逆反行为，这是主流媒体提升话语能力，加强网络议程管理的基本策略。因为“在多数情况下，网民并不是先理解后定义，而是先定义后理解”。[16]在民间网络舆论场，成功的“议程设置”能有效地影响网民态度及其行为，进而掌控和引导民间网络舆论沿着健康合法的轨道发展。
其次，要善待网络舆论，建构开放平等的公共话语空间。“反讽”的话语狂欢是“群体逆反”心理的网络媒介表达形态。对于这种以反讽话语形态呈现的网络舆论，我们应抱着宽容的心态来纠正其偏差，通过对话来建构一种开放平等的公共话语空间。公共话语空间既是话题讨论、观点碰撞的平台，又是服务问计、网络问政的平台，还是民意疏导、情绪宣泄的平台。网络反讽话语并非“洪水猛兽”，如果疏导得当，完全可以通过公共话语空间这一互动平台，让“群体逆反”心理得到一次自我解构与集中沉淀。基于此种思路，政府及主流媒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力：一是消解两个舆论场的边界。当前，“自律”的主流媒体要么“集体沉默”，要么“自说自话”，致使两个舆论场之间的鸿沟越拉越大。要破解此难题，各类主流媒体应真正本着“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网民”的三原则，从思维习惯到话语方式，从真相探究到价值纠偏，均要敞开心扉与意见群体坦诚交流，以寻求“正面导向与社情民意的最大公约数”。二是要倡导平等对话，“群体逆反”心理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网民对社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感知偏差及情绪反应。对于网络群体中出现的这种逆反心理，我们可从对话入手进行疏导。“这种对话不是以一种话语模式切割另一种话语模式，而是不同话语模式之间的平等交流”[17]。在尊重网民智慧的基础上与其真诚沟通与充分协商，以改变网民对官方和主流媒体的刻板印象，从而赋予民众更多的力量感、公平感和秩序感。三是适度推动网络法治化进程。通过加强网络立法、倡导自律公约，提升网民理性能力，培育网民理性精神，塑造网民理性人格，开创“扬善抑恶”网络舆论场域新局面。因为“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人性才表现为善。在恶劣的环境条件下，人们更容易表现为心理病态和丑恶行为。”[18]最后，要加强心理干预，矫正舆论传播中的群体极化倾向。“逆反心理”一旦遇上“特定群体”就有可能发酵为群体极化倾向，正如麦迪逊所言：“在雅典6000人人民公会上，即使每个人都是苏格拉底，很大程度上也只可能是一群暴徒。”[19]对于群体极化倾向，简单的“压制”和“封堵”就像“用手驱赶蚊群一样，效果只是暂时的”，要想有效矫正群体中的极化倾向，还需要加强特定群体的心理干预。“人们对自身生存的环境很容易产生怀疑，不知所措而产生心理恐慌，出现一些非常态的舆论、流言、行为等。而通过特定的心理干预，可以调动各种可资利用的内外资源，采取各种可能的或可行的措施，限制乃至消除人员的紧张、恐惧、焦虑、不满等心理失衡状态。”[20]这种特定心理干预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建构群体逆反心理测量机制，根据网民对社会热点事件的网络评论、跟帖、转发等情况来测量其心理状态。比如，测量网民对主流媒体宣传的态度、对政府政策的认可程度、对政治权威的认同指数等，从而为政府相关机构把握网民心理提供参考。二是建构群体逆反心理预警机制，逆反心理滋生的原因极其复杂，但直接诱因却与传播的主体、内容、形式及相关情境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为此，我们可从传播主体的角色逆反、传播内容的禁果逆反、传播形式的超限逆反、传播情境的压力逆反等方面建构预警评估机制。三是建构群体逆反心理的顺向引导机制，一方面可开辟一定的网络议论空间，让网民的情绪获得正常的释放和宣泄。另一方面可适时安排心理人士或社会工作者以专业化手段和方法介入利益相关群体、情绪感染群体及行为极化群体，以实现与网民在认知、情感到行为上的共通、共鸣和共振，从而有效防范群体逆反心理极化状态的滋生和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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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来源：2014年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一般课题《网民“老不信”现象背后的“群体逆反”心理及干预研究》（项目批准号:14Y30）、2014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当前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中的“ 塔西佗效应”研究》（ 项目批准号14YJC710051）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广东财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