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加乙
摘要：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关于自然状态与政治社会的内容是理解该书的关键。斯密的自然状态，核心是人由于相互交换的倾向而产生分工。而政治社会观包含五个方面：社会财富的来源及分配、三大社会阶级的划分、三种社会状态的分野、普遍富裕的蓝图和追求自由的价值观。对这些内容的梳理，有利于我们加深对《国富论》的理解，促使我们立足现实，思考当下的处境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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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政治社会；经济发展；阶级；改革
一、自然状态观
关于自然状态的论述是本书的一个铺垫。斯密为论述分工的原由，将自然处境下的人与动物进行了对比：两只猎犬同逐一兔，是出于欲望而非契约，对于动物来说，“自然状态下，不需要其他动物的援助”；但是，“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人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其他人，给他做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那么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人类如果没有互通有无、物物交换和互相交易的倾向，各个人都须亲自生产自己生活上一切必需品和便利品”。这种交换倾向与协作正是分工产生的原因，并且分工的产生使得人们的才能产生差异，而其实“天赋才能的差异，实际上并不像我们所感觉的那么大”。也即是，自然状态下的人，首先是自利的；其次是具有互相交换的倾向，人与人必须相互协作，通过契约、交换和买卖的方式供给自己，才能使自己生存下来；第三是人与人之间的才能并没有明显的差异。
二、政治社会观
1.政治社会的财富：来源及分配在斯密看来，社会财富来自于劳动。
他开门见山地写道：“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构成这种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或是本国劳动的直接产物，或是用这类产物从外国购进来的物品。”而社会财富的增长，不单取决于参加生产的劳动量，更取决于更大的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斯密看来是分工的结果。他写道：“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斯密对于社会财富来源的判断，其背景是重商主义者凭直感来强调财富只是货币和金银。而重农学者正确论证劳动生产物是财富的同时，却不把货币或金银看成是财富。斯密的观点正是对他们的一个回应。马克思后来对此进行了更深刻的剖析。
进一步说，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生产性，表现在它不只为劳动者本身生产作为劳动力价格的工资，还为资本家的资本生产利润，为地主提供的土地生产地租。也即是，斯密将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全部年产物分解为土地地租、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三部分。以这三部分为基础，对应构成三个阶级的收入，形成了斯密的三大阶级理论。
2.政治社会的构成：三大社会阶级
三大阶级关系是斯密政治社会观的一大重点。斯密将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全部年产物分解为土地地租、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三部分。这三部分对应构成三个阶级的收入，即以地租为生、以工资为生和以利润为生的三种人的收入。而一切其他阶级的收入，来自这三大阶级的收入。简单说来，第一个阶级是地主阶级，地主安于享乐，流于懒惰和无知；第二阶级是靠工资过活的人，即工人阶级，工人缺乏时间和能力来维护自己的社会利益；第三阶级是靠利润为生的雇主，即资产阶级。资本家具有更为敏锐的理解力，但是他们对社会的关注出于私利，而不为公众利益打算。
斯密对政治压迫有着自己的认识，与后世经济学家掩盖阶级冲突的做法有比较明显的差异。在书中斯密指出资产阶级与另外两个阶级的利益、社会的一般利益存在冲突，他对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主要持批评态度，而对工人阶级表达了同情，指出其无法维护自己利益的困境。但是，在讨论分配问题时，斯密有着比较乐观和自由的调和倾向。这是因为当时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处在初级阶段，资本家与地主的斗争还不像产业革命以后那样尖锐。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历史背景，加上斯密本身的阶级立场，使得斯密虽然看到了阶级之间存在的一些矛盾，但在阶级分析时，还停留在初级阶段，而不能深入本质。然而斯密的阶级分析仍有其重要的进步意义，三大阶级的划分和分析为后世作了理论铺垫。例如，它使后来的马克思以阶级分析为基础，发展和丰富了阶级斗争的思想。
3.政治社会的分野：文明、进步与未开化
在斯密看来，政治社会可分为文明社会、进步社会与未开化社会。
进步社会，一方面与未开化社会相对应，划分“进步”与“未开化”的主要标志是社会是否产生分工与协作。他写道：“未开化社会中一人独任的工作，在进步的社会中，一般都成为几个人分任的工作。”可见，分工是斯密判断的主要标准。另一方面，判断标准不仅仅是分工程度，还有社会财富的增减趋势。他谈到，“劳动者所享有的生活资料，在进步社会，多于静止社会，在静止社会，又多于退步社会”，并且“不是在社会达到绝顶富裕的时候，而是在社会处于进步状态并日益富裕的时候。贫穷劳动者，即大多数人民，似乎最幸福、最安乐”。这里的“进步”与“静止”“退步”相对应，实质是指建立在劳动者生产资料基础上的社会财富的增减，“进步社会”其实也就是指社会财富处于明显增长状态中的社会。
未开化社会，作为与进步社会相对应的概念，了解后者的界定标准后，也就易于界定。简单说来它主要是一种没有产生社会分工、生产力落后、社会物质资源贫乏的社会状态，即“在未开化的社会，既无大商业资本，亦无大制造业资本”。
文明社会，一方面几乎等同于进步社会，与未开化社会相对应。斯密写道，“一个人尽毕生之力，亦难博得几个人的好感。而他在文明社会中，随时有取得多数人的协作和援助的必要”。在这里，分工与协作是文明社会的界定标准，在这一点上，它与进步社会等同。另一方面，更进一步说，文明社会即是指商业社会，或者说资本主义社会。例如，斯密指出，“文明社会的重要商业，就是都市居民与农村居民通商”，“货币的发明，它使各文明社会联结起来”，此处的“通商”、“货币”显然是指一种商业文明或资本主义文明，而非传统的农业文明。
总的说来，斯密对这三种社会状态的划分，无非是通过前后比较，力图证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表现对资本主义的赞赏。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比“未开化社会”更加进步，并极大增进了社会的财富。应该说，斯密这三种社会状态的划分和评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联系到前述的阶级分析，斯密的分析由于受到历史背景的局限性，停留在表面，而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没有深入关注到“文明”与“进步”状态下的个人处境，容易掩盖阶级斗争的实质。
4.政治社会的理想蓝图：普遍富裕斯密在书中有两处明确提到了“普遍富裕”。他认为，“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情况的，是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同时，“引出上述许多利益的分工，原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尽管人类智慧预见到分工会产生普遍富裕并想利用它来实现普遍富裕”。综合起来看，斯密的“普遍富裕”的最大特点，一是有分工的推动，二是有政治修明的保障条件，三是它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在这样一个理想蓝图下，社会财富极大增加，各阶级人民都能过上富裕的生活。
分工在斯密的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斯密由分工所推论出的“普遍富裕”，在某种程度上有着很强的乌托邦色彩。首先，仅由分工的前提而单线条式地推出普遍富裕的结论，没有考虑其他的诸多因素，其论证逻辑既显得过于简单，也缺乏足够的理论基础和历史依据作为支撑。其次，“政治修明”的前提条件，本身也是一个模糊的标准，如何达到这一标准，难以界定，斯密在书中也没有提出。第三，在《国富论》问世之后两百多年时间的历史已经证明，无论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都远远没有达到斯密设想的那种状态。
中国提出的“共同富裕”的理念，和斯密的“普遍富裕”有相似之处。然而有两个根本不同之处：一个是“共同富裕”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提出的，二是中国的共同富裕，试图以“先富带动后富”的方式得以实现，是更为切实可行的做法。
5.政治社会的价值追求：自由
斯密写作本书的最终目的，正是创建自由的经济学说体系，冲破封建制度的残余与重商主义限制政策的束缚。因而，斯密所建构的政治社会，追求的价值正是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经济理论正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
对于政治社会而言，经济自由的最大障碍是劳动力和资本不能自由流动，这正是本书论述的主题之一。斯密写道：“在各事物都听任其自然发展的社会，即在一切都听其自由，各个人都能自由选择自己认为适当的职业，并能随时自由改业的社会，情况确是如此。各人的利害关系必然会促使他寻求有利的用途，避开不利的用途。”具体说来，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阻碍主要包含学徒法令、同业组合的排外特权和济贫法等政策上的不均等。斯密极力论证自由劳动力的重要性，认为“劳动所有权是一切其他所有权的主要基础……不让他以他认为正当的方式，在不侵害他邻人的条件下，使用他们的体力与技巧，那明显地是侵犯这最神圣的财产”。
可见，斯密把劳动权利摆到极高地位，并加以神圣化。其原因在于，劳动力不能流动，资本无法自由雇佣劳动力，资本也就不能自由流动，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就不能建立起来。类似地，重商主义的限制政策，阻碍了国与国之间的劳动力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如此，资本主义的发展自然受到极大的束缚，斯密力图破除的困局正在于此。他的对策正是通过市场竞争来自由调节经济，即“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
斯密的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理论促进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自由”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实现呢？事实上，直到1846年废除具有贸易保护主义性质的《谷物法》后，英国才完全走向了自由贸易时代。可以认为，经济自由不过只是英国用以虚晃一枪的一块招牌。对于劳动者们来说，斯密极力吹捧的劳动力自由流动，并没有带给他们以真正的人身自由。因为脱离了封建制度残余的束缚，劳动者们最终还是逃离不了资本的控制，而饱受资本家的压迫，正如被十九世纪的历史所证明的那样。因此，对于斯密追求的自由，既要看到它积极的一面，也要充分关注它消极的一面。
综上简言之，亚当·斯密的自然状态，核心内容是自然状态下的人由于相互交换的倾向而产生分工。政治社会观主要包含五个方面，即社会财富的来源及分配、三大社会阶级的划分、三种社会状态的分野、普遍富裕的蓝图和追求自由的价值观。
品读《国富论》的时候，既要考虑其时代背景和写作背景，又要批判性地分析其内在合理性。一方面，不可忽视本书思想的历史局限性。另一方面，斯密的观点有顺应时代潮流的合理之处。书中的合理观点值得批判性吸收，最重要的是，它促使我们立足于大变革时代的中国现实，去思考当下的处境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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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英)亚当·斯密. 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下）[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2]（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陈万煦，译.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研究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