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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皇明北虏考》的成书背景

  • 投稿浣浣
  • 更新时间2015-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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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 斯

(赤峰学院 蒙古文史学院,内蒙古 赤峰 024000)

摘 要:《皇明北虏考》一卷,是明人郑晓(1499-1566)撰著的一部当代蒙古史著作,记事从洪武元年(1368)到嘉靖二十九年(1550)。记述期间的蒙古史事及蒙古与明朝的关系,是明人有关蒙古史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本文就对该书的成书背景作一些阐述,以期对该书能有更深的认识和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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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郑晓;《皇明北虏考》;成书背景

中图分类号:K2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1-0043-02

基金项目:本文为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科学技术研究项目(《〈皇明北虏考〉史源及其史料价值》)相关研究成果之一(NJSY13296)

有明一代,与蒙古关系一直是明王朝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的重要问题,也成为明朝史家所关注的问题。特别是嘉靖(1522—1566)年间,明朝与蒙古的关系十分紧张,兵连祸接,影响到明朝社会的各个层面,朝廷对此却拿不出积极的对策。一些关心国家、关心社会的人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到了蒙古问题上来,从现实找对策,从历史找经验,记述蒙古史事的著作也相继问世。郑晓的《皇明北虏考》就是在这种情势下著撰而成的。

郑晓生活的年代正值明王朝由盛转衰的时期。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内乱不止,外患频仍。北有蒙古骑兵窥墙饱掠,南有海盗倭寇横行海上。尤其是蒙古问题,从明初以来,一二百年中一直是明朝防御的重点。洪武、永乐时期,明军曾数次出征漠北。天顺时,“虽有寇掠,亦能捍御”[1]。成化年间,“诸酋竟起,分部争雄,各据水草,残我边郡,河套沃土,弃为虏巢”[2]。到正德时已“河东、陕西、雁门以北岁有虏患,隐败冒功,上下欺蔽,修攘无策,人心思乱,盗贼四起,宗藩再变,岂惟众叛,是谓亲离”[3]。嘉靖年间竟“复度紫荆,逼居庸,甚至入古北,犯都城矣”[4]。蒙古问题越来越成为朝野关注的突出问题,也成为明朝史家所关注的问题。

嘉靖(1522—1566)年间,明蒙关系日益紧张,兵连祸接。以吉囊、俺答为首的蒙古右翼屡犯明边,加上嘉靖三年、嘉靖十二年的大同兵变,导致边塞一些军民与蒙古勾联,又加剧了蒙古对明朝的威胁。这使朝野关心蒙古事情的人也多了起来,记述蒙古史事的著作相继问世,如王琼《北虏事迹》、魏焕《九边考》、张雨《边政考》等。郑晓的《皇明北虏考》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皇明北虏考》之前,明人记述蒙古史事的著作也不少,但多是关于一时一事的专题记录。以正史专传的体例著撰明代蒙古史事,《皇明北虏考》当为开创之作。《皇明北虏考》之后,系统记述蒙古史事的著作才多了起来,如岷峨山人《译语》、严从简《殊域周咨录·鞑靼》、萧大亨《北虏风俗》、王世贞《北虏始末志》、冯时可《俺答前志》《俺答后志》、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叶向高《四夷考·北虏考》等都是在《皇明北虏考》的影响下涌现出来的著述。有的甚至是在《皇明北虏考》的基础上的补充、丰富之作。万历后期之后,女真日渐强大,构成对明王朝的威胁,明人关注的重点由蒙古转向女真,此后的汉籍史料对蒙古的历史记述既欠详尽,亦多混乱之处。

现实的需要为《皇明北虏考》的著述提供了必要,百多年来明人有关蒙古的记载为《皇明北虏考》的著撰提供了可能。而郑晓的个人要件则成为该书问世的关键。

郑晓自幼熟读经史,博雅多才,抱负不凡。二十四岁中进士,先后担任过兵部职方主事、和州同知、吏部考功郎、刑部右侍郎、副都御史、右都御史、兵部右侍郎、吏部左侍郎、南京吏部尚书、刑部尚书等官职。其间,作京官主管过文籍,在六部、都察院主过政,在地方经理过基层民政,主管过边防海防,有丰富的经历,明习国情、国典。他在作京官,一出仕就在兵部职方司任职,掌管舆图、军制、镇戍、简练、征讨之事,兵部的旧档和源源不断的新情报直接掌握在他的手中,其后官至尚书,参与朝政,有机会接触到更大范围的官方文献档案,以至于内阁所藏的《实录》副本,他的家中又有丰富的藏书,这些都成为他著史的优越条件。郑晓虽然为官多年,但由于他的秉性和操守,仕途多有坎坷,难于施展其经世之志。于是他便把经世之志灌注于著书立说之中,以非凡的勇气,私修当代正史,著《吾学编》,在《吾学编》中又撰了《皇明北虏考》。这样看来,《皇明北虏考》不是一部孤立的专题著作,而是在著一代全史的宏旨指导下构制的篇章,而这一篇章又是建立在札实良好的史料基础之上的,因而能够成为《吾学编》中最精彩的篇章,并逐步与其母体剥离,独立流传。

“史以资鉴”是封建史学的重要功用之一。郑晓身历弘治、正德、嘉靖三朝。嘉靖朝正是其仕宦的重要时期。面对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内忧外患日益严重的局面,他不能不深为忧虑。他虽然任过不少较高级的职务,但一直融不到明王朝的核心领导之中,只好以著史来表达自己的经世之志。他的《吾学编》当是明人所著的第一部纪传体当代史,欲以此为王朝的政治提供“殷鉴”。其中《皇明北虏考》则是触及了朝野一直关注的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如《吾学编·序》中所说“北门劲寇,郊畿接壤,人由我益,地由我广,兹备将来,盍惩既往,锁钥得司,不兵而攘——考北虏”[5]。他这种敢于触及本朝十分敏感的问题的史学思想,和对周边族国“不兵而攘”的主张是值得肯定的。

《吾学编》虽为一部完整的仿纪传体明史,但其各个部分不是同时撰成的,也不是一次刊刻的。《皇明北虏考》的成书与时间相对要早一点。据作者所作《皇明北虏考》序落款为“嘉靖壬子九月九日”,其撰成时间当为嘉靖三十一年(1552)。这个年份也不寻常,是嘉靖朝明蒙关系最暗淡的标志性事件“庚戌之变”后的第二年,明朝单方面一开即闭的嘉靖三十年马市后的第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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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2)(3)(4)郑晓.皇明北虏考·序[M].北京:北京图书馆珍本图书.

(5)郑履淳.吾学编·序略[M].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12)史部、杂史类.

(责任编辑 徐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