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敬伟
普通人的礼尚往来没有问题，国家工作人员的礼尚往来却不纯粹。在很多受贿案中，有些被查官员将收受礼金辩解为礼尚往来。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官员收受礼金的行为很难够得上受贿罪的入罪门槛。礼与贿的模糊法界，导致很多被查官员降低了刑责惩处，甚至只能用党纪政纪来处分。
礼与贿的模糊法界不厘清，收受礼金就成了逃避受贿入罪的“免罪符”，也损害了司法公正。
好消息来了。据媒体报道，为打击官员变相受贿，正在研讨的刑法修正案（九）已写入收受礼金罪，如果官员收受数额较大的礼金，不论是否为他人谋利，均涉嫌构成收受礼金罪。这意味着收礼与受贿都要入罪，两者间没有了可模糊的“灰色空间”。只要官员没有守住底线，不管是收了礼金还是受贿，都逃避不了人罪的刑罚。
这一严肃的法律问题困扰了司法界许久，因而收受礼金入刑应是众望所归。尤其在反腐走向深入的今天，对形形色色的“老虎”和“苍蝇”是严厉的威慑与棒喝。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它将对所有国家工作人员的公务行为起到正本清源之效。因而，收受礼金罪，不是为了当前反腐量身定做的补丁，而具有依法矫正官员日常行为的系统性意义。
其实，党纪政纪早就明确了官员不得收受礼金的相关规定。但是党纪政纪的处分威慑力较低，而且处分面也不周延，以至于一度形成了收受礼金普遍化的官场庸俗习气。由此可见，党纪政纪国法治官反腐，最终还是要落实到法治上。故收受礼金罪也弥补了党纪政纪处罚轻而不周延的短板，让各级官员真正顾及收受礼金的成本，对罪与罚有清醒和理性的自我认知，从而达到戒绝收受礼金的心理自律和行为养成。而且，由于收受礼金入罪的门槛较低，这一罪名带来的法治效应，也有助于减少官员受贿犯罪。
收受礼金入罪，从法律界到舆论场，议论良久，这不是单纯的多元表达和权利型博弈，而是严肃的法治命题。某种程度上说，今日腐败之盛行，就在于以往对小额权钱交易的容忍与纵容。法治国家的要义最根本的要素就是权力和权利——最大限度地约束权力，最大程度地保全权利。
对于官场生态而言，收受礼金几乎就是安之若素的潜规则；而相对的权利方，送礼好办事也已固化为常态化的生活方式。收受礼金入罪，看似是对收受礼金的官员有法可惩，实际上是以法矫正权力与权利异化的庸俗关系，即通过依法规范权力达到权力与权利关系的正常化和博弈均衡。说白了，不收礼金，对权力而言，这应是入门级的常识课，而且是全球皆知的常识。
据悉，全世界至少有92个国家出台了禁止违规收礼的法律法规，有些美国的州立法禁止向公职人员赠送任何礼品，连一杯咖啡也不允许。收受礼金入罪也是中国接轨世界的法治实践吧。
但是，任何司法实践都基于现实主义，哪怕基于系统性的长远考量，但在表现形式上也只能是堵漏补缺。收受礼金入罪解决的就是礼与贿模糊不清的法界问题。但收受多少礼金才能人罪，舆论场解读的“收受数额较大”太抽象和笼统了，这有待修法中明确。
当然，好的法制要有好的法治才是释放出真正的法律正义。公众担忧的问题是，收受礼金入罪能否真正落实到位呢？它会否又成为受贿的开脱借口？这一公众疑虑，还是要靠司法实践来检验。
（转自：《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