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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世纪女性文学批评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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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更新时间2015-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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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隆海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初,其中以欧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为发端,其产生背景主要有两点:一是解放的新文化促进了女权运动的再次高涨,鼓舞了女性离经叛道的倾向,而女权运动的存在是女性文学、批评发展的基本前提,并且女权运动又几乎是从对文学的习读开始的。世界性妇女文学的勃兴,为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一是现代文学理论本身的危机,也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应运而生。新批评的衰落,结构主义向解构批评的转化,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勃兴开辟了道路。女性文学批评与心理分析批评、解构批评、读者接受批评及后殖民批评等一起,改变了当代文学理论的分析模式,对当代中国的文学创作及理论研究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构成了20世纪文学批评史的重要一页。这种文学批评强调性别角度,突出对女作家的研究,但不局限于此。它同时也研究男作家笔下的男女人物,女作家笔下的男女人物,作家本身的性别主体位置,以及研究作家的叙述话语、叙述方式中的性别倾向,研究性别权力是如何在文学生产中形成。中国新时期女性文学批评是在思想解放和新启蒙主义的潮流中,吸收着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营养成长起来的,正如张文娟博士在其研究中所归纳的,其发展过程大致分成两个阶段:80年代是大量西方女性文论被介绍进入中国的阶段,从开始时一些片段的译介到大规模引进一些专著,西方女性文论的经典逐渐进入到中国研究者的视野,如法国的西蒙娜·波伏娃的《第二性》,英国的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屋子》,美国的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凯特·米莉特的《性政治》等,由此,第二个阶段也就水到渠成地出现了。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出现了一批应用这些理论研究中国女性文学,并进行了富有中国色彩的阐发的著作,如李小江的《夏娃的探索》,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藩篱》,95年在北京召开的世妇会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至90年代已经成为了自觉的学科建设。

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女性文学批评的发展有些迟缓。九十年代以来,急剧推进的市场经济和商业化进程,使女性面对的文化情景异常丰富和复杂,导致女性文学创作面对现实的反应有些滞后与无力;此外,批评理论与中国本土生命经验与创作经验脱节的情况依然存在,很多研究成果满足于对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引进与借鉴,正如一些批评者所指出的:受到九十年代以来的批评恶习的影响,求新求异,不加扬弃地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进行鼓吹,有意无意地忽略中国女性文学发生发展的特殊性,使批评进入了形而上的怪圈。更有一些批评过分强调性别差异,导致了对普遍人性的漠视,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女性霸权出现的可能性。在实践中,更出现了以女性标准确立批评准则的倾向,导致了批评规范的偏颇。这些现象无疑值得认真思考。

当然,新世纪以来也出现了不少新的研究动向,颇具借鉴意义。比如王绯女士的《空前之迹——1860-1930:中国妇女思想史和文学发展史》,这部著作对中国近现代史上妇女解放思想的萌生发展以及女性文学的发生进行了追根溯源的考察,正如作者所说:“我以原创性、先驱性、独立性、阶级性、民族性概括1851-1930年中国妇女解放思想/运动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重要特征与发展趋向,其中,每个特性所蕴含、指涉的内容都是史无前例的,比如,在物权制度上确立女子平分土地的权力;比如,妇女告别闺阁写作,以精英群动的方式同社会革命/政治最初的牵手;比如,女性现代白话文学最早的起步,以及现代女性文学母题雏形的横空出世与最终确立……一旦把这些空前的东西连缀起来,1851-1930八十年间中国妇女解放思想与文学发生、发展的历史轨迹,便清晰可见。联缀起这样一条空前之迹,有关中国妇女解放思想与文学的种种,都可以到其中去寻根或溯源了。”[1]在此书对八十年间女性文学的清理中,既重视对文本的细读,又不忽略文本产生的思想文化和社会背景,而在对这些中国最本土的女性经验进行发掘时,我们又能清晰地感受到作者所具有的和世界接轨的先进女性主义批评视角和指导思想。这代表了中国的西方女性文论的介绍者也开始重视对中国女性的文化思想传统和中国女性文学传统进行整理。

除此之外,在新世纪以来的女性文学中,文化批评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多。一些研究表现出越来越鲜明的女性主义的文化立场,对既有的性别文化秩序提出了强烈的质疑,致力于女性主体性的发现,注重男权文化传统的解构以及女性文化的构建。比如王宇博士的《性别表述与现代认同——索解20世纪后半叶中国的叙事文本》,作者明确表示,此书“所进行的并非女性文学研究,而是以性别为中心范畴(但不是唯一范畴)的女性主义的文化研究。本书的研究对象是20世纪后半叶具有相当代表性的、产生较大社会反响的叙事文本——既指涉女性文本,也指涉男性文本。”[2]本着这样的思路,作者的切入点是女性主义视角,最终却是落脚在宏观的文化研究上。此类研究反映出新世纪女性文学研究者超越性别的宽阔胸怀。

此外,更有研究者将对社会思潮的考察和文化研究结合起来,进行了更新的拓展,代表性成果如张文娟博士的著作《五四文学中的女子问题叙事研究》。正如此书的副标题所显示的“以同期女性思潮和史实为参照”,作者格外重视对五四时期相关报刊的检索与查阅,涉及到大量历史事实;还对鲁迅、周作人、茅盾、胡适等新文化人有关女性问题的著述进行了搜集概括,还原了20世纪初女性解放思潮刚刚开始涌动时的情况,表现出作者回到历史现场的意识。此书主要涉及女子教育、性爱、婚恋、家庭四个方面的问题,“这四个方面是五四文学关注较多的问题,也是此时女子思潮和运动重点探讨的问题,对女性生存状态有较大影响。”[3]通过对这些重要问题的研究,此书做出了很多精彩论断,如“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现代女子问题的浮出历史地表和缓慢发展,正是中国文化动荡、转型的结果,它反过来又表征着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的艰难历程。”[4]再如,“作家们对女性主体性的理解和生命的尊重还多表现在理性的显在层面上,对女子问题的认识、或曰性别意识还存在着种种局限。”[5]以及,“女性内在生命的骚动一旦被(启蒙)唤起,就会走向彻底,从而将本质上是妥协、中和的男性启蒙导师超越、抛弃。”[6]

正如西方学者伊莱恩·肖沃尔特面对女性主义批评的困境所建议的,女性文学批评必须“找到自己的题目、自己的体系、自己的理论、自己的声音”,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学者正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前行。

注释:

[1]王绯:《空前之迹1851-1930:中国妇女思想与文学发展史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后记。

[2]王宇:《性别表述与现代认同——索解20世纪后半叶中国的叙事文本》,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页。

[3][4][5][6]张文娟:《五四文学中的女子问题叙事研究——以以同期女性思潮和史实为参照》,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页,第202页,第204页,第206页。

(张隆海 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 273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