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一优 田 密
摘 要：影片《黑天鹅》在电影界、观众界及评论界都引起了相当关注，已有诸多影评。结合当下文化语境对影片本身及相关批评进行综合考察可以看到，影片通过“黑”“白”意象的凄美幻灭突破了传统一元单向度思维、抛却了非此即彼二元对立论，从而内隐着一种生态女性主义吁求。只是在真正多元共生的生态时代尚未完全到来之前，影片以黑白交错之美非常隐晦曲折地传达了这种生态女性主义吁求。而影片中促进“黑”“白”转化的“血红”则深刻地隐喻了当下整个时代普遍存在的生态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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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黑天鹅 黑白交错 生态女性主义 吁求
绪论
2010年末上映的由美国独立导演达伦·阿罗诺夫斯基执导的《黑天鹅》作为当年第67届威尼斯电影节开幕影片，其主演女星娜塔莉·波特曼更凭借此片获得包括金球奖和奥斯卡奖在内的多项最佳女主角奖，该片普遍被定义为一部心理惊悚片。作为一部具有如此影响力的影片，从业界以及整个观众群体对它的强烈反应来看，这部影片完全可以作为一个文本进行文化研究。它固然不能完全代表一个时代的精神诉求和文化走向，但却从某个侧面折射出一些重要的时代信息和文化趋向。
就目前对此片进行评论的文章来看，主要分为两类。一类的主要观点倾向于认为“黑天鹅”是女主角的完美蜕变：《读<黑天鹅>中妮娜的三重人格》和《关于个人释放心魅与本欲的“内斗”》运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对女主角的三重人格进行了清晰地分析，[1]《解读影片<黑天鹅>主人公的双重人格》对母权制下的主体人格和后继人格双重人格的争斗进行了分析，[2]《<黑天鹅>：自恋与完美的达成》从女性主义角度认为这部影片精确地展现了主人公从白天鹅向黑天鹅转变中的挣扎和解脱，[3]《从女性主义角度分析电影<黑天鹅>》对主人公向黑天鹅的蜕变产生了疑惑，[4]《从电影符号学视域解读<黑天鹅>》运用格雷马斯符号矩阵对影片的编码进行了意义解读。[5]总体来说，上述文章倾向于将“黑”视为解救的方向。另一类观点进一步对“黑”进行解读，认为“黑”依然具有他者建构性，由此对“黑”产生怀疑。这类观点主要有：《浅谈获奖电影<黑天鹅>的精神艺术》用拉康精神分析理论和电影符号学认为此片的现实隐喻为人格的破裂，[6]《电影<黑天鹅>的精神分析美学解读》运用拉康镜像理论注意到男性视角的窥视，[7]《看女性难以逃脱的“他者”“被看”地位——从女性主义视角解析电影<黑天鹅>》深刻地认识到女主人公被凝视的地位并将批判的矛头直指片中芭蕾舞剧的艺术总监托马斯，[8]《身份与符号的自我：<黑天鹅>关于身份的命题》指出该片展示了从传统到当代社会竞争机制转变过程中相悖身份的自我沦落。[9]
以上文献对《黑天鹅》所展现出的矛盾人格进行了清晰的论述，并对这种矛盾的内在原因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讨，若结合电影文本本身并对以上两种观点的文章进行综合考察，可以发现作为“黑”与“白”两个意象的深层意蕴。任何单一的“白”或者“黑”都非解救之途，电影通过“黑”“白”意象的凄美幻灭抛却了非此即彼二元论，从而内隐着生态女性主义的吁求，而这似乎正是当今世界整体面临生态危机的一个深刻隐喻，或许这正是此片叫好又叫座的深层原因。
一、生态女性主义的批评立场
“生态女性主义是妇女解放运动和生态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女权运动第三次浪潮中的一个重要流派。”[10]整个女性主义“第一次浪潮以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为其时段，以争取妇女的权利为其目标；而第二次浪潮则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以反对性别歧视为其内涵；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则以与其它各种文化理论交流对话为其特点，衍生出后结构主义女性理论、精神分析女性理论、后殖民女性理论以及生态女性主义等等，成为‘后现代’语境下的女性主义理论。1974年，法国女性主义者奥波尼（Franoised Eaubonne）首次提出‘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术语，目的是将女性运动与生态运动相结合，推动两者的深入发展。”[10]
作为生态批评的生态女性主义需要坚持文本、文化与哲学批评三者的耦合、整生，关于文化一维需要注意的应该是如何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因“女性”也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的建构。在对电影文本进行分析之前我们需要简要阐述一下生态女性主义在哲学层面的观点。[11]
生态女性主义对传统哲学的批判。美国女性主义哲学家沃伦（K.J.Warren）认为，“在男人对女人的统治和人类对自然的统治之间的联系，最终是概念联系，其特征有三：1.价值等级思维，认为处于等级结构上层的价值要优于下层的价值；2.价值二元对立，把事物分成互相对立排斥的双方，使其中一方比另一方有更高的价值；3.统治逻辑，即对于任何X和Y，若X价值高于Y，则X支配Y被认为是正当的。沃伦认为问题不在于等级思维，甚至也不在于价值等级思维。因为在日常生活中，等级思维对分类资料、比较信息、组织材料都是重要的。价值等级思维在非压迫的语境（context）下也是可以接受的。例如人们可以说， 因为人有意识能力，所以人比植物或岩石能更好地重组环境。问题在于统治逻辑。这种批判不是拒斥所有理性或接受非理性，而是要批判作为统治形式的理性。”[12]这就为真正趋向多元既指明了方向，又从传统哲学中吸取了有益成分作为前进动力，它从根本上避免了传统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弊端，同时又肯定了二元对立思想的有用成分。继而他指出“二元对立的问题不在于承认对立双方的差别，而在于它使差别变成等级关系”。由此，“生态女性主义在运用性别分析的工具来批判西方主流哲学中抽象男性化理性、工具理性及其价值方面，有独到的深刻之处。显然，它不是要回到性别压迫更深重的前现代社会，而是向往一种多元化、有差别、但没有等级压迫的平等的社会，并提出一套性的价值体系和伦理准则。”[12]
“生态女性主义要建立一种语境伦理学”[12]，这种对语境的考察在批评中转换为对具体文本审美结构的考察，就成为了在坚持尊重文本基础上与文化、哲学生态审美批评的三者耦合、整生的切入点，[11]从而可以在生态文化批判的同时兼顾到生态审美批评，而不溢出文学批评本体之外。正是在此立场上，笔者展开对电影《黑天鹅》相关批评的再批评。
二、对“由‘白’转‘黑’本我释放”的再批评
道德是维系人类社会正常运行不可或缺的重要精神维度，只是在某种道德信仰异化为“超我”对“本我”实行压制使人趋向单向度的人时，这种“超我”才值得批判。故而，对绪论中第一类文章关于“黑天鹅”对本我释放的批评进行进一步考察，我们可以看到不一样的景观。
影片讲述的是一个芭蕾舞演员为成功出演舞剧《黑天鹅》的领舞而在精神分裂中成功完成了角色但生命走向了毁灭的故事。电影中的舞剧《黑天鹅》是对经典芭蕾舞剧《天鹅湖》的改编，公主被魔鬼施咒白天变为天鹅，晚上才能以人形出现，只有遇见真爱才能解除咒语，王子的出现让公主有了解救的可能。但在王子与少女再次相遇时公主被魔鬼的女儿掉包（她以和公主同样的容貌出现，只是身着黑装），王子被“黑天鹅”引诱，当王子明白真相时，后悔莫及，王子请求公主的原谅，公主也原谅了他，最后在眼看真爱将要实现时，魔鬼掀起巨浪要淹死王子，公主为救王子跳湖身亡。电影中的领舞需要同时兼具白天鹅的纯洁、守矩与黑天鹅的诱惑、放纵。妮娜从小在母亲的严格要求下刻苦训练，技巧精湛、追求完美，是白天鹅的最佳人选。在前任领舞退出之后，妮娜要完成向黑天鹅的蜕变方能担当领舞角色，为此她在舞剧艺术总监托马斯的引导以及和作为诱惑、放纵象征的莉莉的交往中逐步挖掘自身内在的“黑暗”本质，在此过程中出现了精神分裂，并以此为代价成功出演了领舞角色，赢得了观众的认可，影片以妮娜最终倒在舞台仰望舞台上方绚丽的灯光中结束。
在绪论中提及的第一类文章中通常将“白天鹅”及相关意象群视为“超我”，而将“黑天鹅”及相关意象群视为“本我”，故事主人公即处在这种“超我”与“本我”的撕裂状态中。用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审视这种“黑白”意象，对“黑”或者“白”都不能简单褒贬。“白”值得批判是因为这种对“白”的塑造是母权制度（这种母权制度并非女性主体性的张扬，而是母亲因年轻时生育妮娜而放弃舞蹈事业，从此将导致生育的性爱视为罪恶的渊薮，她并没在此遭遇下清醒认识到自己的女性角色，反而潜在地将自己男性中心主义化，从而导致对女儿妮娜的控制）下对妮娜的单向度规约。而“白”中所代表的纯洁、遵守秩序却是不能抛弃的，纯洁作为人类文明追求的愿望不可或缺，秩序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工具同样至关重要。在此，需要对“白”做历史唯物主义的审视：《天鹅湖》芭蕾舞剧作为一种经典的古典文化艺术，其古典文化蕴涵的某些文化机制在与当下现代性与后现代语境中的遭遇下出现碰撞，需要剥除的是秩序中作为压制的“统治逻辑”，但它至今仍能打动观众，其中白天鹅（从电影中舞剧的表演最终又变为白天鹅从高处跳下的凄美可见人们对其的复杂情绪）传达出的纯洁之美就有一种超时代意义。
对“白”与“黑”的转化以历史主义的角度来看待，它反映的是特定历史时期精神文化的转向，只是在当下这种多元文化态势的语境中，从由“白”向“黑”的转化过程中可以看到女性本我得以解救的可能，而非女性自我的终极解救。妮娜在托马斯和莉莉的刺激下激起的久被压抑的“本我”性欲及对性欲的自我满足，对于突破作为母权控制下的单向度人生具有积极意义，但作为蕴含着性这种自然欲求的“黑”的意象并非完全蜕变成解救的终极点。由“白”到“黑”转化过程中爆发出的生命力值得肯定，而这种生命力突出重围之后又受到更加复杂异化力量的规训则是下文需要解读的。
三、对“镜像塑造下黑色毁灭”的再批评
影片中镜子的运用无处不在，用拉康镜像理论透视妮娜在向“黑天鹅”蜕变过程中受到男权话语的凝视，从而沦为他者，这是绪论中第二类文章的主要观点。在家里，妮娜通过三面镜子矫正自己的舞姿，母亲墙上画的各种头像以及妮娜的照片也作为一种潜在的镜像对妮娜的自我进行塑造，甚至年轻时同为舞者的母亲一直以黑衣示人的威严的形象也构成了潜在的对妮娜自我塑造的镜像。在舞蹈团，妮娜更是要在巨大的镜子面前跳舞，同时接受舞蹈指导及艺术总监托马斯眼光的凝视，当然也有舞者之间的羡慕、嫉妒等等眼光穿梭交织成的多棱镜似的对自我的编织。在舞台，整个舞蹈团的表演受到台下观众目光的凝视。此外，我们还可以通过托马斯举办酒会吸引资金这个细节，看到托马斯一方面作为男权凝视之眼对妮娜及其他舞者进行凝视，同时他本身又被操控资本背后的赞助商所凝视，批判进行至此，其触角已经深入到对整个资本主义当代社会的批判，似乎无所遗漏。
但辩证来看，镜像塑造自我似乎不可避免，在此塑造过程中，既有权力之眼渗入对自我的操控，也有多重镜像碰撞产生碎片从而对作为“统治逻辑”的突破。妮娜在痛苦地向“黑天鹅”这个角色转化的过程中，出现精神分裂，将内在放纵、魅惑的自我投射到莉莉身上并在与其的破坏和争夺中完成了转化。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杀死作为幻像的莉莉（其实是妮娜本人）的正是一块破碎的镜片，而舞罢“黑天鹅”一段后幻象消失，妮娜清醒过来意识到自己刺中的是自己而留下心酸眼泪时，镜头再次对到了这枚破碎的镜片。清醒之后的妮娜继续完成了接下来的“白天鹅”部分舞蹈，最后在聚光灯下、在母亲满含的热泪中、在万众瞩目中完成了“白天鹅”从高处纵身跳下的一幕，电影在妮娜说出“我终于感同身受……我感受到了完美”之后的强烈聚光灯中结束。
正是在这种塑造与突破之间的转换中，人性的光辉得以闪现，用生态女性主义的观点来看，能更好地认识到镜像塑造的中性价值。比如，对“白天鹅”的塑造表达了对纯洁真挚爱情的向往，对“黑天鹅”的塑造表达了对被压抑的人性本我的张扬，“白”与“黑”作为对立二元是有差别的，我们不能抹杀这种差别，也不能轻易认定一方正确而另一方错误，而应该在尊重这种差别的基础上更全面地对电影进行审美阅读，而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作为“统治逻辑”的在此镜像塑造自我过程中对多向度自由主体的单向度化。但无论“黑”“白”均是一种残缺的美，这是时代隐喻在艺术处理上的客观态度。而影片仍潜在地透露出一种多元化的时代气息，虽然这仍是一个歧难，而这正是笔者对此片作一远观而听到的生态吁求。
四、黑白交错之美掩盖下的生态诉求
影片以如此交错斑驳的手法展现出的美既令人感到压抑、惊悚，又让人震撼、陶醉难以忘怀，适当对其进行生态女性主义的再造性阅读或许能让读者更好地感受其艺术感染力，而不至于在此撕裂的艺术张力中涣散掉对影片的品味。而此再造性阅读的依据在于，影片镜像展现出的状态并不等于影片本身，镜像语言背后的动作包括电影结尾处的字幕背景颜色转换仍然隐隐传达出一种呼唤。
影片末尾妮娜在舞台上完美展现了“黑天鹅”的魅力，将压抑已久的本我激情完全释放出来，使影片达到了高潮，但影片没有停留在对“黑”绚丽绽放的展示。在向高潮递进的过程中，妮娜全身逐渐生出黑色羽毛（这虽然是妮娜的自我幻象，但在影片的第一次展示中给了影片观众同样的逼真的强大艺术震撼），而对羽毛生出的特写，电影配以了机械变身的“咔嚓咔嚓”声，这似乎是对机械化时代下人的异化的隐喻。然后妮娜在本我极度压抑之后的极度爆发中主动强吻了原本心中敬畏的托马斯，这似乎又是一种貌似女性解放而实质只是男女两性位置倒错但内在“统治逻辑”不变的极端女性主义表现。接下来“黑天鹅”更加绚丽的表现赢得台下雷鸣般的掌声，镜头又配以绚丽的灯光，结合整部电影中托马斯台词中的类似“这正是观众们需要看到的”以及最后的“我的小公主”等话语，加之妮娜最后那句复杂的“太完美了……我感同身受”，影片如此诸般的展示隐隐表现出对这种仍然被潜在规训的女性自我的批判，而最后跳下高台的天鹅重新变为了“白天鹅”似乎又是对此的中和。影片末尾如此密集的黑白交错，既凸显了二者各自的美，又展现了二者的激烈冲突，却又没有对二者进行简单褒贬，这正是生态女性主义内在所希求的多元化、有差别但没有等级的压迫内蕴着主体间性哲学的主体建构思想。这种隐喻在篇末的字幕背景颜色变化中同样表现出来了：在观众嘈杂的赞美声逐渐远去之后，片尾曲冉冉升起，以白色绒毛为背景飘下一枚孤寂的黑天鹅的羽毛，继而黑色渐浓，黑羽毛渐多，当黑色变为背景之后从角落却又飘起一枚同样孤寂但又倔强的白羽毛。这种黑白彼此对立逐渐变为黑白相互生发类似于中国古代阴阳转化的思维，正是生态主义中的生生不息的重要思想。影片中还潜含着一种促进黑白相互转化的重要颜色——红色——妮娜的血，这也正是对当下整个时代面临生态危机的一个隐喻，在生态时代尚未完全到来之时，影片即使用艺术方式表现黑白残缺之美，这种美之下依然带有血色。
总之，《黑天鹅》这部电影内在蕴含的哲学思想摆脱了传统一元单向度思维和简单二元对立非此即彼思维而表现出一种趋向尊重间性主体而进行多元建构的生态主义思想，只是在生态时代尚未到来之时，影片以相当隐晦委婉的黑白交错之美的形式将这种吁求呼喊出来。
注释：
[1]黄志梅：《解读<黑天鹅>中妮娜的三重人格》，电影文学，2013年，第6期。汪秋萍：《<黑天鹅>：关于个人释放心魅与本欲的“内斗”》，美与时代（下），2011年，第12期。
[2]郝心心，梁娟：《解读影片<黑天鹅>主人公的双重人格》，文学教育（中），2012年，第11期。
[3]夏惠文：《<黑天鹅>：自恋与完美的达成》，戏剧之家（上半月），2011年，第9期。
[4]张梦娜：《从女性主义角度分析电影<黑天鹅>》，群文天地，2012年，第6期。
[5]温庆航：《从电影符号学视域解读<黑天鹅>》，青年记者，2011年，第32期。
[6]杨济如：《浅谈获奖电影<黑天鹅>的精神艺术》，电影评介，2011年，第21期。
[7]郝新莉：《电影<黑天鹅>的精神分析美学解读》，美与时代（下），2011年，第11期。
[8]陈晓颖：《看女性难以逃脱的“他者”“被看”地位》，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9]文一茗：《身份与符号自我：<黑天鹅>关于身份的命题》，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0期。
[10]曾繁仁：《生态女性主义与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艺术百家，2009年，第5期。
[11]曹南燕，刘兵：《生态女性主义及其意义》，哲学研究，1996年，第5期。（注：后文凡提到“统治逻辑”均参此出处，不另作标注。）
[12]袁鼎生：《超循环：生态方法论》，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64页。
（向一优，田密 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 53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