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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庚:改革开放中承上启下的历史人物

  • 投稿diba
  • 更新时间2015-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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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炜

摘要:袁庚被誉为改革开放实际运作第一人,蛇口工业区模式的缔造者,为开创20世纪80年代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最初国内转型道路,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经验。当前,国内改革已进入攻坚克难时期,袁庚所开创的蛇口工业区模式所蕴涵的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干部选举、企业管理、新闻媒体监督、人才与资本运作的制度、理念与精神财富,如今看来,仍然是社会改革与政治改革的一剂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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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袁庚;改革开放;承上启下;承前启后

时至今日,深圳市蛇口工业区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经济开放区,其在社会急剧转型期间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仍然是现在国内持续推进深化改革的可贵经验。袁庚作为蛇口工业区模式的缔造者,他和他的同伴们在改革开放初期所采取的那些在当时惊世骇俗的行为,已经渐次消失在时间的风霜雨露之中。经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与转变,袁庚在蛇口所开创的一系列制度、精神与口号等财富已鲜为人提及。但那些成就的直接见证仍清晰可见,包括赤湾港、中集集团、招商银行、平安保险等著名企业。他精心实践与大胆革新所积累的经验与模式,没能在之后成为被广泛推崇的一种价值,却是一件相当令人遗憾的事情。

一、自下而上的改革实践

邓小平和袁庚作为那一时期的典型代表人物,在国家转型的艰难时刻所具备的战略思维与魄力,使得他们都在各自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功。小平同志在中央统领全局,通过自上而下的指令与计划来掌控改革方向。而袁庚则在改革第一线,通过自下而上的实践与参与,来为改革提供经验。因此,这两位改革派人物的战略思维遗产一直为后世所推崇。曾担任美国总统约翰逊特别助理的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立足于全球视野,提出了“中国新社会的八大支柱”,其中一个支柱就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他认为,中国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与中国人民自下而上的参与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政治模式,并称之为“纵向民主”。这一模式在中国创造了一个崭新的经济、社会与政治体制,从而把中国提升到了当今世界经济的领导地位。袁庚正是这样一位着力于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思维相结合的典型代表,他敢于尝试战略思维的变革,打破长期以来国内占主导地位的自上而下的思维传统。通过个人亲力亲为自下而上的实践与探索,从蛇口发端,无数突破旧有陈腐观念与体制的举措,在巨大的争议中与压力下喷薄而出,辐射全国。从而推动当时国内官方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发展思维的转变。正是基于这两种战略思维结合的努力与成就,袁庚为当时中国上层所提出的改革开放整体战略与政策提供了极为有价值的思路。袁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承前启后与承上启下的作用,使他当之无愧成为那个时期的一位标志性人物。

二、改革中承上启下的角色

所谓承上启下,指的是袁庚凭个人资历、魄力与能力成为中央与地方沟通的重要渠道,是当年中国从第一个开放区进行激进式全方位改革并逐步推广至其它地区的核心人物。袁庚早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一九七九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之前,即以交通部外事局负责人身份代交通部起草了一份《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以谋划香港招商局之变。在请示中,他要将招商局打造为“立足港澳,背靠国内,面向海外,多种经营,买卖结合,工商结合”的综合性大企业。随后他又作为交通部所属的香港招商局负责人,向中央建议设立蛇口工业区,当时的蛇口荒滩一般,但经济地缘位置突出,将这一区域设定为经济开发区,不仅是袁庚乡情所牵引,更是其远见卓识的表现。袁庚在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后,这些建议很快获得了批示,蛇口工业区也在1979年7月20日开始正式运作。袁庚及其革新团队充分激发和引导自下而上的实践活力,并在中央自上而下的指令与其主导的自下而上的实践中所发挥的沟通衔接作用,在接下来蛇口大胆创新的诸多事件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如对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给予经济奖励的制度、“五通一平”中的通讯问题,都曾遭到舆论与上级的巨大阻力,并一度被勒令停止。正是在袁庚积极同北京高层“沟通”之后,才得以保住改革的胜利成果。蛇口的经济模式在1984年邓小平到访之后,“特区”蛇口与袁庚的声望同时到达了巅峰。同年四月,袁庚获邀在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做重点发言。就在此次会后,中央决定再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同年六月,袁庚被批准担任主管当时国内对外开放工作的国务委员谷牧的顾问。袁庚借助于来自北京的“尚方宝剑”,以改革急先锋的作为,包括在蛇口工业区试行“干部聘用的民主政治体制改革”、全国性的人才招聘制度、职工住宅商品化、建立专业性的管理培训班、完善职工福利与退休制度等沿用至今的管理经验,先后在思想解放、观念转变、体制创新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三、时代转型的承前启后者

至于承前启后,则主要表现在顺应那个时代的变迁,袁庚以个人的智识所提出的深谋远虑的见解与策略,并积极主动投身于这一巨大历史改变的第一现场。改革开放前,国人思维禁锢、视野遮蔽、安于现状,偶有打破常规寻求变革者,亦是稳打稳扎、如履薄冰,很难适应当时中国急切融入现有国际体系所需要的国内转型速度。中央需要从地方的改革中寻求到关于经济、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全面经验,而后将其迅速推广至其它地区。蛇口工业区敢为人先的大胆实践在所有这些方面正好满足了来自上层的期待。袁庚及其团队深刻地意识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进行的改革远不止于经济层面上的变革。而关于民主政治制度、人事制度以及其它思维观念的转变等诸方面并没有来自上层的指令或批示,全凭着他们自己的智慧、勇气与担当来进行突破与尝试。如果成功了,可以持续获得来自政府的支持,而如果失败了,无论是来自政府的压力,还是舆论的指责,他们都要承担起盲目激进变革的后果。幸运的是,袁庚及其伙伴们成功了,蛇口在此后众多的经济开放区中,始终是当时最为醒目的试验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些袁庚代表性的时代口号曾响彻神州大地。在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他们很好地顺应了国内社会转型所需要的智慧、能力与勇气,并为之后遍及全中国的思想与观念革命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作为时代的承前启后者,这一荣誉他们可以慨然受之。

正如张胜友在《袁庚传》序言中所言:“我读袁庚其人,最让我感慨与欣赏的是他独立的人格,自由奔放的思想,敢想敢当的做派。在改革开放早期,袁庚努力消除内心对权势、对主流话语权的恐惧,不唯上不唯书,其追求真理的脚步,永不停歇的生活信念和现代精神,尤为让人难以忘怀。袁庚敢于‘站立’,始终直面人生,痛感当下中国非变革不可,是源于他个人意识的觉醒,表达了他的价值评判和思想寄托。他既有独立的人格,又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既有原则性又有策略性,袁庚是一个成熟而善谋的改革领军人物。”

四、袁庚的思维与精神遗产

袁庚于1990 代初从蛇口工业区退休,此时的他已是年近八旬的老人。蛇口在他们那一代人的共同奋斗下已成长为一个庞大的企业群。蛇口模式的一些经验,包括工程招标、人才选拔与流动、住房改革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在其它一些沿海开放城市推广。袁庚的价值并不在于创造了多少企业与财富,打破了多少陈腐守旧的观念,而在于他对改革过程中政治与经济体制变革关系的认识与实践,这种探索即使对今日之中国现实而言,仍不过时。其实,袁庚很早就意识到改革仅靠一条腿走路的危害,这种改革的思路与理念在他1986年5月6日于香港中文大学发表演讲时,曾有过清晰的阐述:“我们蛇口一开始便以横向经济联系撕开裂口,削弱其行政干预,强化企业功能,把政府对企业的直接控制改为间接控制,触动了传统经济构架的最敏感部位。然而光冲破条条块块的藩篱并不等于完全解决了旧体制的问题。为此,几年来我们在蛇口同步地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试验。……我们认为,在蛇口要搞开放和改革,核心问题是要实行社会主义高度的民主,实现民主需要许多条件,其中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职工要有一系列新的观念代替旧的封建落后的观念。”

此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也强调了蛇口实际改革中的发展思维,“我坚信,在中国没有纯粹的经济问题,所有经济问题的背后,都必然是政治问题。要使市场经济成熟、规范,就必须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

作为当年的政改先行者,他为此进行了诸多有益的政治与社会体制创新的探索。对于蛇口为何在他之后快速地没落,袁庚谈到,“蛇口的教训,就在于没有建立起一套自己的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彻底地摆脱人治的阴影。”在这之后,袁庚又曾具体谈到过这个问题。这一次,袁庚从改革开放的高度来谈蛇口没落的三大遗憾:一是当时中央准备批给他的地方比他选中的地方大好几倍,他没敢要;二是当时没能通过立法来保护开发区的许多制度创新;三是霍英东、李嘉诚等香港大资本家要在蛇口投资入股,囿于当时的意识形态,他谢绝了,以至于蛇口终究没能做大做强。

蛇口在袁庚卸任后的命运转折,与其说是袁庚的遗憾,不如说是当时整个国内改革的遗憾。历史给予袁庚与蛇口以巨大机遇,袁庚很好地顺应了转型期对于一位极具胆略的开明式威权人物的渴求,他个人以及他所开创的蛇口模式一度领时代之风潮,成为改革开放初期在思维变革和行动突破领域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的一个时代坐标。袁庚和蛇口一道也注定成为深圳特区历史上最耀眼的明星之一。

袁庚当年在蛇口所进行的综合性改革,特别是受到热切关注的干部体制、民主选举与舆论监督等方面的政治变革,随着袁庚的离任迅速瓦解。蛇口的先锋改革颜色急速蜕变,最终沦为一般性的开发区。尽管如此,以蛇口为出发点的改革与实践的经验与精神财富,恐怕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哪一个经济特区在深度与广度上可以与之媲美。袁庚关于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观念变革之间关系的认识与实践,以及所收获的或成功或失败的经验,应该是他留给后人最宝贵的思维与精神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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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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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吉林大学行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