栗媛 李钟香
摘要：“人化的自然”是对马克思在巴黎手稿时期自然观的集中概括，其中已包含了许多具有新世界观性质的思想要素，但在总体上这一论断尚未摆脱人本主义的影响；“历史的自然”是对马克思新唯物主义自然观的集中表述；从“人化的自然”到“历史的自然”是马克思总体思想变革的重要环节，把现实的自然界理解为历史的产物，马克思才会到物质生产活动中去寻找理解历史的基本线索，从而揭示出人类历史发展基本规律形成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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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马克思；自然观；人化的自然；历史的自然
“人化的自然界”[1]87（以下也称“人化的自然”）是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提出的，但是在一年之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却没有再沿用这一提法，而是代之以“历史的自然”[2]20，强调历史与自然的统一。马克思在自然观上从“人化的自然”转向“历史的自然”，是他总体思想变革的必然要求与重要环节，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人化的自然”：主体或人的实践活动的向度
“人化的自然”是对马克思巴黎手稿时期自然观的集中概括，因此，可以把马克思这一时期的自然观称为“人化自然观”。巴黎手稿写于1844年的4—8月间，这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而特殊阶段。虽然马克思还没有真正离开“哲学基地”，在观察问题的方式上还明显地受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但是他已经开始超越费尔巴哈，一些初步具有新世界观性质的思想要素已经现实地包含在这种人化自然观之中。
转向费尔巴哈之后，马克思放弃了之前黑格尔主义的理念论自然观。马克思首先肯定了自然界的客观物质性以及自然界对于人的前提性、制约性。马克思指出，人本身是自然存在物，自然界是人得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一方面，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与加工的对象。“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它是工人的劳动得以实现、工人的劳动在其中活动、工人的劳动从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1]53另一方面，在更直接的意义上，自然界是人这种生命体得以存续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1]56人虽然是能动的存在物，但是自然界在根本上却不依赖人的、存在于人的思想之外并前提性制约着人，人与动物植物一样都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尽管在肯定自然的客观物质性上马克思与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过去一切唯物主义并无本质区别，但是马克思对于自然的理解与费尔巴哈的自然唯物主义非常却有着不同的理论路向：马克思强调从主体或人的方面来考察自然界，反对那种离开人的、与人无关的、先在的自然。事实上，马克思在黑格尔主义阶段就汲取了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之一——主体能动性思想，因而在1843年转向费尔巴哈之后，他的思想实际上具有了一种与自然唯物主义不同的发展方向。在马克思看来，那种离开人的自然界同未经耕种的土地一样，对于人来说是恰如音乐对没有音乐感的耳朵一样，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是抽象的自然界。关于此，马克思有一个著名的论断：“被抽象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1]116这就是说，与人无关的那种纯粹的自然界实际上是抽象的自然界，不过是存在于人的观念中的关于自然界的思想物而已；建立在抽象自然界基础上的唯物主义是抽象唯物主义，而抽象唯物主义等于唯心主义。因此，马克思拒绝回答像“谁生出了第一个人和整个自然界”这样的问题，他指出，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抽象理解的产物，因为追问谁创造了自然界和人，实际上是把自然界和人设定为原来是不存在的，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于是就成了证明“不存在”是存在的。马克思说：“不要那样想，也不要那样向我提问，因为你一旦那样想，那样提问，你把自然界的和人的存在抽象掉，这就没有任何意义了。”[1]92与仅借助于直观的感性来确证自然界客观物质性的唯物主义不同，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观认为，自然界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客观上对于人来说都不是一种直接的存在。因为人们只能生活在现实的自然界中，而现实的自然界实质上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对于人生成的。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作为一种对象性存在、只有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历史过程，自然界才是现实的。这种实践活动在现实中主要是生产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具体地表现为工业生产活动。马克思说：“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1]89黑格尔把自然界当作主体的活动与一个过程来看待，但是他说的主体是一种精神主体，自然界是绝对精神自我外化出来的结果；黑格尔还把主体的活动理解为实践，但是他说的实际上是一种精神活动。对此，马克思一方面肯定了黑格尔的劳动思想，说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现实的、对象性的人理解为人自己劳动的结果；另一方面指出了黑格尔劳动观的唯心主义本质，说他惟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费尔巴哈把理论的活动当作真正人的活动，但是他不理解甚至轻视人们在现实中的生产实践活动。马克思则把劳动理解为现实的人改造自然、创造现实世界的活动。他说：“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1]57
此外，“人化的自然”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把自然观与历史观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在马克思看来，人本身是自然存在物，因而人与自然之间首先是自然关系，即自然界是无机的身体；但更为本质的是，人与自然之间还是一种社会关系即“人对自然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人的关系”。[1]80在现实生活中，人与自然界之间是一种异己的、敌对的关系。自然界或外部的感性世界原本应该是工人的劳动对象，但是工人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占有外部的自然界，自然界就越是成为不属于工人的劳动对象，越是不给工人提供直接意义的生活资料，工人越是失去维系自己肉体生存的手段；现实的、异化的自然界不但不是确证人的本质力量的反而直接是对人本身的否定，人越是向对象世界展现自己的本质力量，越是丧失自然界对于人的现实性。那么自然界与人为何处于一种敌对的状态即异化是如何发生的呢？马克思认为，作为劳动对象的自然界与人相异化只可能发生于现实的生产活动中，其根源在于劳动本身对于人的异化即异化劳动。只有扬弃了私有财产制度，人重新占有人的本质，才能从根源上克服自然界对于人的异化，即“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1]83另一方面，应该从人与自然的现实关系方面来把握历史。既然现实的自然界是在历史中生成的，那么历史是什么？马克思说：“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1]107人本身就是自然，即自身的自然，与外部自然界对于人的生成过程一样，人也有自己形成的历史过程。人不仅在实践活动中改造外在的自然界，而且还要改造自身的自然，人改造自身自然的过程即是劳动创造人的历史过程。“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于人来说生成的过程”。[1]92这就是说，历史的全部内容无非是人通过劳动改造外在的自然，使其成为人的自然的过程；通过劳动改造自身的自然，使其成为人的过程。
二、“历史的自然”：现实中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与自然
尽管“人化的自然”中已经包含了大量的新世界观要素，但是还不能据此将其指认为马克思的自然观或者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命题，只能说“人化的自然”的论断表明马克思在自然观上已经立于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迥然不同的、新地平上了。当马克思开始自觉地开始清除“从前的哲学信仰”，“历史的自然”——新唯物主义的历史自然观——才会随着新世界观的全面呈现而出场。
“历史的自然”虽然也是坚持从主体或人的角度“观”现实的自然界，但是此处的人是现实中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不是想像出来的具有某种先在本质的人。马克思在自然观上一开始就反对讨论那种与人无关的抽象自然界，“异化的自然界”与“人化的自然界”实际上都是他用来指认现实自然界的，可以说，它们都是从主体的角度把自然界当作实践活动来理解，甚至可以说，其出发点是人。由于当时马克思悬设了类本质的存在，这个主体或人还不是现实的人，而是失去类本质的人；主体的实践活动虽然也是指现实的生产劳动，但同时又是与人的本质相悖的异化劳动。这就决定了马克思的分析重点是对异化的批判，最终必然返回人本主义“哲学基地”。正是认识到从先在的哲学原则出发的理论后果，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才会不止一次地强调：“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一些只有在想像中才能撇开的现实的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2]10-1“1 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2]17，“这种考察方法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它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的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2]17“历史的自然”把自然界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来理解，但是马克思不再强调实践如劳动对于人的本质异化性质，而把它理解为现实中人们能动地改造世界的活动。从现实的人出发，并不是否认异化现象的现实性，而是把异化作为人在特定社会关系下的实际存在状态。因此，如果“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那么人对自然的关系“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2]20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的自然界实际一是历史的产物，是被人类历史上长期的实践活动所改造过的“历史的自然”。马克思指出，不仅青年黑格尔派这些唯心主义者，甚至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者也没有看到这一点，结果他们都把历史与自然对立起来。费尔巴哈把自然界、甚至把人作为感性的对象，却从来不把自然界理解为感性活动、理解为人类世世代代实践活动的产物，也不能从在感性活动中产生的现实的社会联系方面来看待人。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2]22而只是把自然界、人作为感性的对象。借助于感性直观或某种二重性的直观，费尔巴哈把直观到的樱桃树、曼彻斯特的纺织工厂、患瘰疠病的穷苦人确认为感性现实，却不能把这些感性现象作为人们历史的、具体的实践活动来理解：此地的樱桃树实际上是在历史上的工业、商业活动中从彼地移植过来的，纺织工厂所在地方在若干年前可能是一片人迹罕至的沼泽地，贫穷实际上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2] 2“0 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2]21
三、从“人化的自然”到“历史的自然”：马克思总体思想变革的重要环节
从“人化的自然”到“历史的自然”是马克思逐渐摆脱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纠缠并创立新唯物主义的重要环节，也是马克思总体思想变革在自然观层面的具体体现。
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作出“人化的自然界”的论断，与他当时总体思想状况即“从前的信仰”是相适应的。在1843年转向费尔巴哈之后，马克思虽然在哲学立场上放弃了青年黑格尔主义，但是并未离开哲学基地，他看待问题还是以特定的哲学原则为出发点的。自然界的“异化”、自然界的“人化”乃至整个共产主义理论，实质上都是基于“人是类存在物”这样一个先在的哲学原则，而不是他后来反复强调的，从实际出发、从现实中从事实践活动的人出发。从这个先在的哲学原则出发，现实生活中所呈现出来的凡与“类存在物”、“类特性”、“类本质”所预设的“应该”不一致之处，都被指认为异化，如物与人的异化、人与类本质的异化、人与人的异化、自然界与人的异化等。可以说，这是一种典型的二元性人本主义价值悬设的逻辑，这个逻辑决定了马克思不会到现实的社会关系即私有制中，而是到人自身即人的本质与人的存在的矛盾中去寻找异化的根源。就这点来看，作为对“异化的自然”的扬弃，“人化的自然”在根本上与后来的新唯物主义视域是异质的。
当马克思自觉地清除了“从前的信仰”，从现实的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出发来考察外部自然界以及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自然观上的根本变革就是一个逻辑的必然：把现实的自然理解为历史上人们实践活动的结果即“历史的自然”。如果现实的自然界是“历史的自然”，那么历史则不外是人类通过劳动改造外在自然与自身自然的过程，即历史是“自然的历史”。只有现实的人与自然关系即“尘世粗糙的经济生活”中寻找理解历史的线索，马克思才能走进历史的深处，发现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
在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之前，历史观领域可谓混乱不堪，人们往往是根据历史之外的某个尺度去随意想像历史。在马克思看来，如果离开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就无法真正理解历史。因为现实中的人们要创造历史，首先必须自己要能够生活，必须不断地从自然界获取基本的生活资料。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2]11这是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个前提。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因此就必然是生产满足生活需要的生活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马克思指出：“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重视”。[2]23而过去的历史观恰恰忽略了历史的这一基本的现实基础，或是仅把物质资料的生产作为与历史进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反而“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描述成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这样，就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2]37 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采取什么样的方式与手段、在何种程度上占有与改造自然——决定了人与对他人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社会关系，人对他人的这种社会关系反过来又制约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交往形式——的形成与发展，不是由偶然的因素或某种精神主体决定的，而是由一定的物质生产条件与基础——生产力——所决定的。马克思说：“由此可见，人们之间一开始就有一种物质的联系。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和人本身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现为‘历史’”。[2]25马克思说：“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交替”。[2]32当人们之间现有的交往形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分工的扩大而被适应于更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为更新交往形式代替，这种相互联系的、新旧交往形式的更替所构成的序列表现为历史。总之，“人化的自然”和“历史的自然”分别集中概括了马克思在新世界观创立前后的自然观，从“人化的自然”转向“历史的自然”是马克思总体思想变革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新世界观创立的重要环节与基础。从自然观的发展与沿革方面，可以清晰地看到马克思思想发展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这也有利于我们加深对马克思创立的新世界观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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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2]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