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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黄道周的宋明理学观

  • 投稿李小
  • 更新时间2015-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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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卉

【摘要】

针对晚明理学发展的困境和危机,黄道周主张调停朱陆、会通朱王来弥合理学的内部冲突,以期将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整合为统一的思想体系。他认为朱陆两家学旨本同,咸归于孔孟之道,尊德性与道问学虽有差异,但应兼重两者。他提出不同于朱子的圣学传递谱系,认为阳明之学也是承续孔孟圣贤学统的嫡亲之系。对阳明后学的流弊,黄道周不遗余力地进行批判,主张以周孔《六经》之学救正当时思想界的空疏、荡越之风,希冀以经典文献为根本,重建理学的学理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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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黄道周;朱陆之辩;阳明之学;阳明后学

中图分类号:B248.9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5)03-0113-05

作者简介:许卉,陕西户县人,哲学博士,(石家庄050051)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晚明时期,统治思想界数百年的宋明理学陷入空前危机。朱陆之争引发的理学内部冲突,并没有因为宋以后程朱理学的独尊地位而消弭;明中期王学的异军突起,在挑战程朱学正统地位的同时,更加剧了理学的内部紧张;而王学末流的空疏、荡越,不仅消解了理学家对社会所应承担的责任,削弱了儒学礼教维卫社会秩序的功能,而且威胁到理学作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在这种局面下,如何化解理学内部的分歧与冲突,挽救已呈颓势的理学大厦,维护和重建儒学在社会中作为思想和价值权威的神圣地位,成为摆在明末思想家面前的历史性课题。面对这一历史课题,与刘宗周齐名的明末大儒黄道周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主张调停朱陆、会通朱王,廓清阳明后学的流弊,回归《六经》儒学。黄道周对宋明理学的反思,既是对明末理学危机的回应,也是明中期以来理学内部朱王互动的新发展和新动向。

一、调停朱陆,整合理学内部分歧

就黄道周的学路渊源来看,门人洪思称“黄子善朱子”(《黄漳浦集》卷21《王文成公集序》)。他七岁就懂得《纲目》精神,懂得“忠良邪正之辨,人治王道之大”(《黄漳浦集》卷首《漳浦黄先生年谱》)。黄道周一生对朱熹都很尊崇,对北宋五子、王阳明等人都有过指摘,唯独对朱熹没有过明确批评,且对朱子之学多加赞扬,认为其学醇厚无弊。《大涤书院三记》载:“两日诸友先后间至,剖析鹅鹿疑义,稍稍与子静开涤,诸友亦欣然无异。渐复泛滥《易》《诗》《书》《礼》《乐》新故异同之致,不能不与元晦抵牾。然而元晦醇邃矣,由子静之言,简确直捷,可以省诸探索之苦,然而弊也易。由仆之言,静观微悟可以开物成务,然而弊也支。由元晦之言,拾级循墙,可至堂室,高者不造顶无归,深者不眩崖惊坠。由其道百世无弊,则必元晦也。”(《黄漳浦集》卷24)他高度赞扬朱熹,称“元晦醇邃”,称其学问百世无弊,但这并不代表黄道周“确守朱熹之道脉而独溯宗传”(《黄漳浦集》卷首《道光五年礼部奏表》)。在当时王学笼罩思想界的氛围下,黄道周尊崇朱子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反思王学与复归程朱理学的意蕴。但黄道周并非抛弃王学而复归程朱理学,他对理学的态度不是完全地推崇接纳,如洪思所称“黄子之学,大则周、孔,小则伊、孟,不尽崇考亭”(《王文成公集序》)。黄道周的基本立场是力求客观全面地看待朱陆两家之学的长短,是其所长,非其所短,兼而采之。

首先,在朱陆之辩的起因上,黄道周持有客观态度。《朱陆刊疑》称:“伊两家辩论不自鹅湖而始,却是陆子美开端明刺濂溪不是,晦翁尊崇濂溪,见子美诋濂溪无极太极为老氏之学,遂生异同。其后,子寿、子静原本伯兄,与晦翁格物致知之说争流分源,学者从之,遂分径路。其实陆氏渊源本自不错,子静识见太朗,气岸未融,每于广坐中说晦翁,又是一意见,又是一议论,又是一定本。晦翁亦消受不过,所以前面与子美争论无极,止说各尊所闻,各行所知,足矣!此极和平中间又露出浅狭邪诐字面,三陆亦如何消受?”(《黄漳浦集》卷30)黄道周认为朱陆之辩起于无极太极之辩。由于朱熹尊崇周敦颐,见陆氏兄弟攻击周敦颐的学说,与之辩驳,维护周子学说,两家观点、立场不同,所以产生了分歧。此后,朱陆又在为学之方上意见相异,即“道问学”与“尊德性”的不同取向。黄道周肯定双方的辩论是学术上的交流探讨,但不赞同两家互相指责、不能求同存异的态度。在无极太极之争上,黄道周实际偏向陆氏。他称:“无极之话更不消说。以老子明目冠于《系辞》之上,尚是小处,即使后人不辩,亦是理路难行。”(同上)

其次,他对朱陆之学进行评价时持有客观态度,既看到两家之学的优胜之处,亦指出两者的不足之处。对于朱子之学,虽认为其百世无弊,但指出“元晦之领此邦,亦五百年矣,未有踵元晦而起者,考其所由,以传注之说不足以服才士之心”(《黄漳浦集》卷22《尊经阁序》)。对于陆学,黄道周虽有指摘,但仍对其有赞言。他认为陆氏兄弟之学本于孟子,其渊源于孔孟,自是承接圣学一路,“可惜当时晦翁强护濂溪一面,使子静知爱知敬之说不甚昌明耳”(《黄漳浦集》卷30《子静直指》)。他称赞陆学:“子静说圣贤渊源止在爱敬二字,体贴分明,用之不尽,知之为致知,格之为格物,此处岂有病痛?”(同上)“陆象山论学以孩提爱敬可废《六经》,虽有激扬已进之论,其大指不失于立身、终始明堂亨帝之说。”(《黄漳浦集》卷21《〈孝记〉序》)

黄道周将两家之学与孔子圣学相比较:“陆氏专主徳性,不入宫墙,只是贫儒,自宝其身。朱氏兼道问学,若见孔子宫墙,犹是当阶办事。”(《榕坛问业》卷4)他认为在孔子圣学面前,两家之学仍须完善,同时批评了两家之学带来的弊病,“诸儒所说尊德性者,皆看性,不看德;诸儒所说道问学者,皆看学,不看问字也”(《黄漳浦集》卷30《子静直指》)。虽两家之学有弊病,但皆不远圣学,“如晦翁之格致,子静之良知,皆有瑕舋,亦皆不远于圣门之学”(《黄漳浦集》卷30《朱陆刊疑》)。

在对朱陆之学各自评论的基础上,黄道周认为:就朱陆两家学问而言,其学旨本同,咸归于孔孟之道,不应起争执;就为学之方而言,尊、道的不同取向确有差异,但方法论上的差异是正常的,不应各执一隅,而应兼重两者。他称:“论学问则学问同归,论功夫则渐顿殊候。形色之与天性,文章之与性道,总是一物,但下手驻足,确有两候,朱、陆两公不合自为异同耳。”(《黄漳浦集》卷30《格物证》)“末宋朱陆分驰,鹅湖门人强半逃空,考亭门人依然传注,然亦是传习差池,非云朱蓝异质也。”(《黄漳浦集》卷30《书示同学二十一则》)黄道周认为宋末以后陆学向“空”走去,朱子之学以传注为主,两家之学在传习承续上虽出现不同,但两种学说本身无优劣之别。

由于两家差异不是根本性的不同,而是方法上的选择不同,因此为学之方的差异不能成为区分两家之学的根本尺度,且方法上的综合和兼重必然有益于两家之学。黄道周称:“晦翁之格致,子静之良知,皆有瑕亹,亦皆不远于圣门之学。化子静以救晦翁,用晦翁以济子静,使子静不失于高明,晦翁不滞于沈潜,虽思孟复生,何间之有?”门人朱士美见此论而问:“此莫近于调停否?”黄道周回答:“天下事惟邪正两家调停不得,既是一家,何必苦自同异?”(《黄漳浦集》卷30《朱陆刊疑》)

黄道周肯定尊、道功夫,认为尊、道虽为两种功夫,其实合一,只是在常人眼中不同。 “自夫子看来,何所不合?自我辈看来,自然有德性、问学、尊道之殊。”(《榕坛问业》卷14)他强调尊、道功夫的重要性:“如无尊、道功夫,任他常无、常约、常虚不堕释老窖中,只是空山樸自,何时得到君子位上?”(同上)若忽视尊、道功夫,则会有佛老之学的流弊。“释老只是不学,无尊道功夫,便使后来譸张为幻。如当时肯学践迹入室,岂能贻害至于今日?”(同上)

黄道周虽主张两种方法兼重,但其思想中有受王学影响的一面。关于尊之和道之的先后,他将尊之的功夫放在第一位上,坚持德性在先、问学在后:“德性者,问学之所由道也。尊经以道文史,尊德性以道问学,犹尊任督以道营卫,尊山川以导亩浍,尊斗枢以导星月也。”(《黄漳浦集》卷22《尊经阁序》)这种德性第一的观点亦体现在先验价值和经验知识并存的情况下,更强调先验价值的第一性:“学者须先认至善,认得至善,自然知止。”(《榕坛问业》卷16)德性第一的观点也表现在黄道周认为践履必须是德性明确之下的躬行,学人须先“识仁”,只有先立乎其大,才能于颠簸流沛之中而不会有所偏离,且不改追求。他称:“如识仁者,中间岂有欲恶取舍?岂有富贵贫贱?岂有终食造次颠沛?”(《榕坛问业》卷7)黄道周虽认为应该“尊德性而后道问学”,但他不同于陆氏之专主德性,而是强调在顺序上有先后、在程度上无轻重,认为“尊是至善宝座,道是格致威仪”(《榕坛问业》卷4),并提并重。

简言之,在朱陆异同上,黄道周主张同为根本、异为枝叶,主张调停、打破门户而会通朱陆,同归圣学之门。同时,这一调停具有明显的王学特点,主张德性第一,尊、道兼重。

二、道统视野下的王学定位

对于阳明心学,黄道周门人洪思认为:“黄子学善朱子,素不喜文成良知之说者。”(《黄漳浦集》卷21《王文成公集序》)这一看法值得商榷。其实,黄道周对王阳明的人格、思想和事功都持尊崇的态度。《王文成公集序》说:“明兴,有王文成者出,文成出而明绝学、排俗说、平乱贼、驱鸟兽。大者岁月,小者顷刻,笔致手脱,天地廓然,若仁者之无敌。自伊尹以来,乘昌运、奉显绩,未有盛于文成者也。”他认为王阳明提出心学,使得古来学脉不至于断绝,开辟了一个不同于埋头科举考试、专注形而下学问的理路,引导了一个追求形而上的、心灵澄净的取向。而且,王阳明的文治武功自伊尹以下,千百年没有人能与他相提并论,“孟子云‘若夫成功则天也’,如文成者才可说得参赞”(同上)。

对于阳明之学的来源,黄道周认为:第一,阳明心学源于圣学经典,是王阳明对《大学》《中庸》做了一番重新诠释而确立的,是源于孔门圣学的儒家思想。他称:“汉初儒者把《大学》《中庸》置礼书中,是圣门奥义。今人抽出以为心学,如一方砖磨作圆钱,又于矩中再变回去,是乐律中黄钟子声五变之后,再起清音也。”(《榕坛问业》卷3)第二,阳明之学来源于践履。《书王文成公碑后》写道:“诸生因问:‘文成良知之说着于海内,如何说所以得此未之或知?’某云:‘文成自家说从践履来,世儒都说从妙悟来,所以差了。’唐生问:‘如何是践履来?’某云:‘伊历过许多汤火,岂世儒口耳所就?’”(《黄漳浦集》卷23)可见,黄道周认为阳明之学来自于践履而非妙悟,直指阳明后学轻工夫的流弊。

对于阳明之学的地位,黄道周借助道统来定位。他认为王阳明是延续圣贤之学的嫡亲之系:“孟轲崎岖战国之间,祖述周、孔,旁及夷、惠,至于伊尹……孟轲而后可二千年,有陆文安。文安原本孟子,别白义利,震悚一时。其立教以易简觉悟为主,亦有耕莘遗意……文成当宋人之后,辞章训诂,汨没人心,虽贤者犹安于帖括,故明陆氏之学,易简觉悟,以使人知所返本。”(《黄漳浦集》卷21《王文成公集序》)不同于朱熹的道统谱系,黄道周提出了新的圣学传递之脉,认为孟子之学接承周孔,孟子之后,陆九渊以孟子的思想为基础,注重发明本心,之后是王阳明明陆氏之学,主张致良知。可见,黄道周对阳明之学在传承圣学方面的肯定。同时,他赞阳明之学“易简觉悟,以使人知所返本”乃肯綮之语。

黄道周亦赞扬了阳明之学的功绩:“吾漳自紫阳莅治以来,垂五百年,人为诗书,家成邹鲁,然已久浸淫佛老之径。平和独以偏处敦朴,无诐邪相靡,其士夫笃于经论,尊师取友,坊肆贸书,不过举业传注而已,是岂《庚桑》所谓‘建德之国’,抑若昌黎所云‘民醇易于道古者乎’?”(《黄漳浦集》卷25《王文成公碑》)他以漳州地区为例,称其地受朱子之学的覆被,人人习诗书、遵从礼仪,但依旧受到佛老的浸淫,使得圣贤之学不盛;而平和县作为王阳明建置之始,受到阳明之学的影响,风气敦厚朴实,没有诐邪之说蛊惑人心,士人专注于经论,尊师重道,举业传注不离圣学。他不仅肯定阳明之学的功绩,而且对其学持有殷殷之望,认为阳明之学能够清正源、辟佛老,是承递朱子之学的圣贤之学,可以说是朱子之学的脉流。他称:“人学与治亦何常?各致所应致,治所应治者,皆治矣。即使山川効灵,以其雄骏苞郁者,畅其清淑,令誉髦来彦泝文成之业,以上正鹅湖,下鉏鹿苑,使天下之小慧闻说者,无以自托,是则文成之发轫,藉为收实也。于紫阳祖祢,又何间焉?”(同上) 可见,黄道周对阳明之学并没有采取激烈批评的态度,认为阳明之学亦是圣贤之学,是朱子之学的延续和救正,他甚至称“阳明全是濂溪学问,做出子静事功”(《黄漳浦集》卷30《子静直指》),将阳明之学和理学开山之人周敦颐、心学创始之人陆九渊的学思等同。这种看法很有创见,因为他看到阳明学其实是从朱子学的语境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宋代理学发展的内在分化和嬗变,是在理学中孕育产生并吸取了陆学的精髓而构建起来的,是朱陆之学的兼综和会。这也是黄道周将阳明学和朱子学交融互汇的一个思想前提。

综上可见,黄道周并非如洪思所称“素不喜良知之学”,而是对王阳明多有推崇和赞扬,并无激烈的批评。实际上,黄道周“不喜”的是阳明后学中王畿、李贽、罗汝芳等人的学说。

三、批判阳明后学与回归《六经》儒学

阳明后学在晚明思想界和社会上影响甚巨,其对儒家修养功夫的轻忽、对传统礼教的蔑视,背离了理学精神,对社会道德秩序也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这引起了黄道周等学者的忧虑,并对王学末流进行了尖锐的批判。《王文成公碑》称:“今其学被于天下,高者嗣鹅湖,卑者溷鹿苑,天下争辨又四五十年,要于文成原本所以得此,未之或知也。”(《黄漳浦集》卷25)他认为阳明后学已经超出了阳明心学的范围,偏离了阳明之学的根本,不仅背离了阳明之学的意旨,而且其在当时社会上造成了消极影响。黄道周称:

今之君子,为利以考文,为文以饰行。苟取习俗,以诬圣贤,以愚黔首,以诳天子。其稍有意义者,选妙征隽自命而已。其平易通晓,则里巷之所周譬,揆于古今治忽善败,则蒙然末视。见之而喜,去之不思,自是而学问之道可废也。夫苟有令捐圣贤,塞道德,则止犹是制也,而显弃其教,以仁义为迂衺,高坚为僻昧,则闾巷白望者皆可皐比自命,粉靘而耀先王之业。即使天子一旦顾盼,询治忽之故、善败之纪,亦将嗫咿举所熟习,丘盖聊且以对,则是圣贤所教人仁义文行,为权利贸市者逋薮也。且无论圣贤旒冕在上,但使其妻子董之,见是良人者,脱冠带,弛灶下。其情态言说,具僮姁之所料得,而出巍冠,坐高堂,衡量天下,无敢难者;退而私怪,此其方法岂可使儿孙复习之乎?(《黄漳浦集》卷21《冰天小草自序》)

黄道周批评王学后学的流弊,如重利、不尊圣贤、虚玄、荡越、不学、无经世致用之功等,认为它们造成了对传统礼教和道德的冲击和破坏,对于圣学的传承极为不利。

具体来说,黄道周对阳明后学的批判主要集中在龙溪之学和泰州之学。他指出:“王汝中、李宏甫之言始复重于天下。归王之言幻,归李之言荡,于是勃溪溲溺、不则不洁之言皆形于文章,而文人才士始不复能束修以自师于天下……然知为王汝中、李宏甫则乱天下无疑矣。”(《黄漳浦集》卷23《谢光彝制义序》)黄道周认为王畿之言以“幻”为主,其谈玄说悟,流于空寂,无别于佛老之说;李贽之言则“荡”,其说任由人的自然情欲流泻而不加约束。王、李两人倡言非圣无法之说,不以圣贤之说为尊,使士人思想混乱、没有取舍标准。鉴于此,黄道周对王畿、李贽持全然的批判态度:“天下人各有心眼,那个不知龙溪、温陵说吃不得?”(《榕坛问业》卷1)他对于泰州学派的罗汝芳、周汝登的态度则缓和一些,称“如罗近溪、周海门近来诸公,引人入悟,初亦不离仁义礼乐,只要自家卓尔高坚,虽造屡空,不坠空界”(同上),肯定他们仍立足于仁义礼乐,没有完全脱离孔孟之学的根茎。

此外,黄道周对于阳明后学不重修持和功夫的取向进行了重点批判。他认为,要体认本体,绝不能脱离功夫,即使是圣人也需要工夫。他称:“圣人言诚,要与天地合德;言明,要与日月合明。此理实是探讨不得。周公于此仰思,颜回于此竭才,难道仲尼撒手拾得?圣人于此,都有一番呕心黜体工夫,难为大家诵说耳。做圣贤人,不吃便饭。”(《黄漳浦集》卷首)黄道周批评当时学人不重修持,称:“圣贤相引,只是无尽工夫,大禹不自满假,求仁无怨,欲仁不贪,如就克伐怨欲上消磨光净,去仁何远?……参看今人都说不行四者,还有四者根在。又说在外面打迭,不在里面磨砻,难道四者根株尚在外面乎?”(《榕坛问业》卷2)他批评阳明后学放弃工夫、尊崇自然的主张,称:“如良知不由致知,此良究竟何至?……其言自然者,不过不学不虑一段而已,亦是不学不虑而良,不是不学不虑才训作良也。”(《榕坛问业》卷5)黄道周认为,良知由致知而来,如果放弃致良知的功夫,良知便无由而至。他指出,不学不虑是良的性质,但不学不虑不等同于良,泰州学派以“不学不虑”来认取良知是对良知的错误理解。

黄道周在对王学末流进行批判的同时亦寻求补救之方,并将目光落到《六经》,以期用经典文献的权威性来改变当时轻视知识、高蹈凌虚的风气,使得道德和真理的依据回归到古代经典。他极为重视古代经典,认为古代经典文献是道的载体:“虞夏以前,宗黄而祖天,故二典之言皆准于天,准天而《易》《礼》《乐》之道出焉。虞夏以后,宗夏而祖人,故诰誓之言皆准于人,准人而《诗》《春秋》之道出焉。故《易》《礼》《乐》《诗》《春秋》者,此百世而不复改也。《易》立于上,《礼》《乐》行于中,《诗》《春秋》者经纬而出之。”(《三代之学皆以明人伦论》,《黄漳浦集》卷14)《六经》体现了天道根本,亦是圣人之学。《经纶天地之谓才论》云:“周公知五百而后必有起于吾土、光大吾绪者,故于《易》《诗》《书》《礼》《乐》《春秋》之道,皆不深竟其说,至仲尼而后畅之……故仲尼之学存于礼乐,其识在于《易》,其生平所参赞、手口拮据尽在于《诗》《书》《春秋》。《易》《礼》《乐》《书》《诗》《春秋》者,圣人之所为学也。”(《黄漳浦集》卷12)黄道周重视《六经》的态度亦体现在他对经典知识的高度推崇上,认为“凡学问自羲、文、周、孔而外,皆无复意味……须知羲、文、周、孔止是为造物掌记,至其自家位置,直与造物一般”(《黄漳浦集》卷30《书示同学二十一则》)。《六经》作为知识和思想的根本依据具有绝对性,因此黄道周认为在读书上要以经书为先。他以孔子为例,称:“仲尼之所操者,经也。经起而后纬生,纬生而后文作;经正而后权立,权立而后义起。故德性者,问学之所由道也。尊经以道文史,尊德性以道问学,犹尊任督以道营卫,尊山川以导亩浍,尊斗枢以导星月也。孟子曰:‘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黄漳浦集》卷22《尊经阁序》)

黄道周对儒家古代经典的强调不仅体现了其希望改变当时学风和纠正社会风气的意图,亦有其重建儒学的努力。在晚明阶段,无论是官方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还是高扬自由和心灵自觉的阳明后学都无法承担起整顿当时思想界秩序、传承圣学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黄道周主张回归经典文本,称“吾将救之于《六经》”(《黄漳浦集》卷21《冰天小草自序》),借助经典文献在儒家谱系中的特殊地位和权威性,来限制王学思想体系中心体对道德规范的瓦解,控制其发展为情识而肆的倾向,并达到整理知识与思想的秩序、重建思想的权威的目的。

概括而言,黄道周对宋明理学的反思具有鲜明的客观性、综合性特征。他在尊崇朱子学的同时,对陆氏心学多有肯定,极力调停、弥合朱陆异同;对阳明之学,黄道周更是从儒家道统谱系的高度给予肯定,认为阳明之学亦是承递朱子之学的圣贤之学,是朱子之学的流脉。显然,黄道周想通过调停朱陆、会通朱王来弥合理学的内部冲突,将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整合为一个统一的思想体系。对阳明后学的流弊,黄道周不遗余力地进行批判,主张以周孔《六经》之学救正当时思想界的空疏、荡越之风,希冀以经典文献为根本重建理学的学理根基。黄道周的以回归经典文本来重建儒学思想权威的路数,对明末清初经学复归运动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责任编辑 杨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