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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用”不同对教育的影响

  • 投稿叶洛
  • 更新时间2015-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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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 枭

【摘 要】教育与政治的关系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无论是教育体制还是教学内容都与国家政策有关。为维护封建统治巩固专制地位,封建社会所学习的内容为儒学,束缚了人们的思想,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近代中国被迫打开国门,接触西方事物,传统教育第一次受到西学的影响,它们之间从相互排斥到相互融合,都与封建清政府的政策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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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教育;中体西用;中学;西学

教育一直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同时教育也影响着政治,二者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共同发展。1839年6月3日,林则徐在广东进行了虎门销烟,慢慢的中国近代史的序幕被拉开。面对西方列强的洋枪洋炮,中国士大夫陷入忧虑,清政府该何去何从,教育上应该做出怎样的回应,都是当时棘手的问题。士大夫们从小接受的是儒家教育,孔孟之道。对西方近代的科学技术一向视为“奇异淫巧”,他们是不屑于学习的,国家危难他们意识到了学习西方科技的重要性。于是,寻找到思想的突破口,让中国人将其视为重要的一部分,进行学习。

一、中体西用

中国近代第一个拯救清政府的运动是1861年1月开始的洋务运动,目的在于学习引进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减轻清政府的内忧外患。一年之后,京师同文馆建立,中国的教育也走进了近代。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的一个思想,这个体用观的提出是在1898年,由张之洞在他的著作《劝学篇》中提出的。所谓的“体”是指中国传统的三纲五常,即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这是中国封建专制的基本理论,也因此所学习的内容多为四书五经儒家经典等,如果改变此理论则社会性质也会发生改变,封建清政府会彻底崩溃。何为“用”,所指的是“西学”,包括“西政、西艺、西史”。“西政是指西方有关文教制度、工商财政、军事建制和法律行政等管理层面的文化。”“西艺”为当时先进的科学技术。在教育上如何安排二者学习顺序,张之洞认为应先学习“西艺”,在学生有一定基础之后在进行“西政”的学习。传统的“中学”具有修身养性的功能,“西学”可以处理当时社会的事务。

当时中国的社会情况是“中学”和“西学”之间互相厌恶互相排斥,张之洞试图化解二者的纠纷,使其共存。在“中体西用”的原则下,“西学”在中国的规模越来越大。京师同文馆最初开设时只是语言的教授,1866年开始教授天文、算学;1874年,在沿海省份开办了洋学局,学习火轮、机械、化学、炮法等;1875年3月,在大臣的奏请下又开设了算学科;1898年年底,京师同文馆中已有化学、公法等方面的教学,可见对西方学习的范围逐渐扩大,“中体西用”的内涵也再不断的调节。这一时期,通过张之洞的协调论证,加大“西学”在中国传播的内容,使得原有的封建教育体制发生了改变,促进了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作为中、西学初期的接触和碰撞,“中体西用”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但是作为教育宗旨却又是不合适的。因为,中、西学是两个体系,再没有将二者之间的冲突调和好时,直接共同运作必然会发生不良反映的。

二、求用重体

1895年,中日甲午中清政府以失败告终,这也意味着洋务运动失败了。三年后,资产阶级进行了改革运动,史称戊戌变法,103天后也以失败告终。郑观应反思戊戌变法的原因,他得出的结论是长期受封建专制的压制,多数的国民是没有文化的,人才少有,因此无法进行彻底的政治改革。基于此观念,他建议先办教育,在人们有一点文化基础之上再做政治改革。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郑观应完成了《盛世危言》,他的教育思想在这里有所反映。在他看来“体”、“用”,都是用来指学习西方内容的。他说:“育才于学堂,论证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为体也……而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在他看来“体”比“用”重要,将“体”学成,才会有效,而洋务派的错误却是没有学习“体”,而是学习“用”,他认为学习“体”比学习“用”更重要。因此,他重视教育,提出了有进步意义的教育主张,比如提出学习“正事,律例”,兴办民族企业等方面。

三、用体一致

中国近代启蒙运动中严复是不可以忽视的,他提倡变法宣传资本主义文化并翻译并出版了《天演论》,这引起了中国人极大的反应。面对国家内忧外患的状况,大家都提倡学习西方,严复也不例外。他首先分析了“中学”和“西学”的不同,中国人重视古书,喜欢遵循已有的规章,将命运交给上天,而西方人重视未来,自立自强。严复批判了“中体西用”的观点,他认为“中学”和“西学”都是有自己的“体”和“用”的,是无法将其分开,相互嫁接的。基于此观点,学习西方就要全部学习,要“用体要一致”,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严复是将英国的救国论引到了中国。根据达尔文的适者生存原则,教育上他提倡自强的理论。道德教育中,他主张用民主、自由等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代替原有的三纲五常的道德观。

近代的中国是动乱的,每一个知识分子都怀着一颗爱国之心,根据中国当时的时局,提出了不同的体用观,这些观点对当时社会、思想、教育都产生了影响。面对不同的体用观,教育对其作出不同的回应,政治对教育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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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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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郑观应.《盛世危言》,中华书局,20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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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伯钦,李肇翔.《中国通史》,凤凰出版社,2012(9).

[5]吕思勉.《中国史(套装上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6).

[6]崔瑞德,鲁惟一,杨品泉等.《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2).

【作者简介】

王枭(1987-),女,黑龙江省哈尔滨人,哈尔滨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2012级硕士研究生,课程与教学论专业,研究方向为教学论。

(作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