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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地域文化对叶兆言“夜泊秦淮”系列创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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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更新时间2015-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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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君秋

摘 要:地域文化对于小说创作起着很大的作用。叶兆言正是通过一系列小说创作表现出了古都南京感伤而温厚的文化内蕴,同时这种颓唐而闲适、感伤而悲凉的历史性气质也渗透到作家的血液中,对他的创作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两者相辅相成,其中尤以“夜泊秦淮”系列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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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地域文化 小说创作 “夜泊秦淮”

叶兆言的“夜泊秦淮”系列是一部地域色调极为浓郁的文化小说,可称之为地域文化小说。从这具有浓厚文化底蕴的系列小说中可看出南京地域文化在叶兆言小说创作中的投影,以及作家对于故城发自骨子里的爱。而作家注重营造与表现小说的地域特点正是成就一本优秀作品的重要因素之一,可以说地域文化对叶兆言的创作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两者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地域文化向来对文学创作具有很大的作用。作家在进行创作时惟有与养育他的那方土地和人群融合、拥抱,并以不断超越的思想、情感和审美趣味加以反思、升华,才有可能找到艺术上的自我,写出优秀的作品。而作为叙事文学的小说,其中的典型人物或典型情感、情绪,都离不开典型环境或具体的艺术境界。文学作品中出现的环境或境界,是最能显示文学的地域特色的,不仅是自然景物,人文环境同样也显示着鲜明的地域、地区特色,这些同人物、故事放在同一个主题之下,联系起来,便形成了特有的色彩。老舍说:“有了这个色彩,故事才有骨有肉”,他认为:“我们幼时的地方景致,即一木一石,当追想起来,都足以引起热烈的情感。”[1]自己熟悉的社会与地方,不管是多么平凡,总是最亲切的。“亲切,所以能产生好的作品”,也因此强调主客体的统一。环境和景物作为描写的客体,是本土的,写作的人,作为描写的主体也是当地的,有这二者在一起,才能“信笔写来,头头是道”地表现出地域文化小说特有的异彩来。

由此可见,独特的风俗人情及方言对于营造小说的氛围、塑造人物的特性、传达地域文化的独特韵味常常具有超凡脱俗的意义。就叶兆言的“夜泊秦淮”系列(据说叶兆言计划用金、木、水、火、土作象征,分别撰写五部中篇,来描摹从清末到解放前后南京市民的悲欢离合,但至今我们只看到四个中篇。)而言,当读者在阅读之时,较之他的其他小说,确乎更能读出其中精致、醇厚的文化品位来,读出作者对“秦淮”文化一份深深的情思来。

叶兆言是模拟世情的写实高手,他以委婉细腻的笔触描摹世事人生,试图于描摹中寄托一种文化的情思和人生的沧桑。不仅如此,小说中把“秦淮”的历史作为一个特定的观照对象,其实也反映出了作家的一种情绪、一份隐情。如果从文化视角去考察叶兆言的“夜泊秦淮”系列小说创作,除了可以看到他对于“秦淮”地域文化生态的独到开掘和展示以外,还能看出作为一个从小就受着吴越文化熏陶的本土作家,地域文化对其创作的深刻影响。南京是六朝古都,又是江南名城,既得贵族文化的典雅庄重之气,又兼江南烟雨楼台之灵秀。叶兆言从小就生活在南京这块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土地上,而这块土地深厚的文化积淀也在深层次上造就和决定了他的特定文化品格的生成和发展。他深谙这座古都的历史掌故与世态人心,他用大量的作品为他深爱的南京城立言立传。穿行于历史的断壁残垣之间,上穷碧落下黄泉地苦苦寻觅,无论是掷笔三叹还是怅然低徊于秦淮河畔,叶兆言都有他自己的风致。

叶兆言说:“秦淮”系列所写的“都是老掉牙的故事”[2]。的确,在改朝换代的暴风雨袭击下,南京的历史心性与价值根基被连根拔起,无所依托,只留作一片氤氲朦胧的六朝烟水。那久远的往事一如颓败废墟般静默无言,似乎只于蓦然回首处在尘封记忆敞开的片刻透示出一线光芒。在叶兆言的血液之中浸润着这故都抹不去的悠远伤感,面对传统文化的趋于终结,难免不流露出某种留恋、缅怀,甚至欣赏的情绪。他把这种难以言说得清楚的深沉的依怀之情,渗入小说对于秦淮历史风情细腻、准确而又有滋有味的描绘中,执意从跃动的笔尖俯望曾经的无边风月亦或是铁马金戈。

因此,在成书的四篇小说中,取材都是“历史”的,是民国间的人事。《状元境》故事发生在民国初期,《十字铺》是北伐战争时期之事,《追月楼》叙述了抗战中的人事,《半边营》也发生在三四十年代前后。作者虽然娓娓地叙写着有关秦淮之域的“历史”人事,可是他又似乎并不去关注其间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对于历史,在此只不过是一种模拟,他着意要描绘的,只是在历史视向之中的一些庸常人生而已。不仅不关注史实,对于人们长期固定下来的历史价值也不抱兴趣,而且叙述中总是消解。[3]叶兆言实际上是借助于“历史”去展示一种传统文化的存在,进而传达出他对于传统文化存在状态的一份深沉的情思与忧虑。

《状元境》一开头,叶兆言就让一个反清的“英雄”出场,“英雄”并无名姓,叶兆言让其在小说一开头就出场,只不过是叙述故事的一种策略。事实也证明了他只是借助于“英雄”来创造一种特定的历史氛围,从而把真正要精描细画的主人公——两个庸常人物:三姐和张二胡,置于特定时空的独特依存之中。同样,《追月楼》通篇都关涉到抗日战争的历史,可作者也没有从社会、政治、道德意义上去臧否“历史”人物的思想行为,并没有把丁老先生处理成一个气节凛然、壮志凌云的民族英雄,而只是借此文化氛围去展现丁老先生那种迂阔、执拗,带点酸腐气的独特的文化生存状态。显然,他是要把故事的发展变成一种传统文化的展示。在另外两篇中,《十字铺》写到北伐战争时期人事风云的变幻莫测,其实还是为了展露南方人通达随变的文化生态。而《半边营》描述了两代人在凇沪抗战时期的情感纠葛,其实也是在传达作者对地域文化生态的深沉思考。

冲淡、平和是吴越地域文化人格精神中的一个主要表现方面。体现在人生态度上,则常常表现得比较豁达,善于自我化解因矛盾、尴尬而产生的种种苦恼。因此,虽是身处于尴尬之中,却也常能自得其乐,或自我解脱。于是,在悲剧生存之中反而常能现出几许喜剧形式的“糖醋”之味来。[4]作为生活在这一方域之中,且熟透地域人心的叶兆言,对此自然是有着深刻感受的。

于是,出现在“夜泊秦淮”系列之中的所有人物,无论其陷于尴尬的生存状态,或是持着洒脱通达的处世态度,都是带上了“秦淮”之域浓厚的地域色彩的。于是,我们看到了张二胡的怯懦、软弱又甘于被欺,看到了沈姨太风流成性,貌似自在快乐,其实是面对软弱男性痛苦烦恼,从而以自我作贱来求得一种变相的解脱,最终仍免不了死于心脏病的悲哀(《状元境》);看到了丁老先生面对日寇的刚烈气节,却又因其不彻底而显得酸腐可笑(《追月楼》);看到了华太太面对世人时的阴冷难处,以及她无力改变人生局面的苦恼心情(《半边营》);还有季云、士新们的通达(《十字铺》),无一不是在一定程度上带上了江南所特有的地域生态特色。叶兆言对此以一个南方作家的委婉细腻娓娓道来,不温不火又引人入胜地揭示出在传统文化影响下,这一方域之地平庸人生的尴尬和残破。

也许是因为叶兆言熟知旧式生活,他写得十分精细地道。“夜泊秦淮”系列中的好些地名都是直接照搬(如夫子庙、鼓楼等),叶兆言对秦淮河两岸风土人情的细腻描绘,对一些南京俗语的采用(如“吃豆腐”即占女人便宜等),更使人真切感受到南京文化独有的气息。他小说中的人物从生活环境(包括饮食、居住、街道、服饰、酒菜等)直至人物的心理活动,都经过文化的浸泡熏陶,全都散发出古都的浓郁风情。那些生活场景与人物似乎是自明的历史,如同是从记忆深处浮现出来,自然散发着悠远的陈旧之气和无尽的忧伤之情。而他的文学语言的平和冲淡,描绘各种人生的分寸感,也使人领略了典雅醇厚而灵气盎然的南京文学味。

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恩恩怨怨,人物性格的变迁,都于平和细腻的描绘中娓娓道来,引人入胜却并无大起大落、大悲大喜之笔。同时,穿插着写六朝的金粉和烟水气,写夫子庙的繁华热闹,写秦淮河上的桨声灯影、画舫嫖客,写清末南京的社会风气(三多:驴子多、婊子多、候补道多),写“到民国唯有婊子久盛不衰”的风气,[5]着墨不多而呼之欲出,使充满感情纠葛的故事充满了“南京气息”,传神地勾画出了秦淮河畔的风俗画。可以说“夜泊秦淮”系列小说较《最后》《五月的黄昏》等,更能显示出叶兆言小说创作精致醇厚的文化特色来。

以地域之心去观照地域的人生,方能创作出别致的真正的具有地域文化意味的文学作品来。叶兆言正是把握住了地域文化的影响和深层意蕴,找到了一种不同一般的独特的叙述视野、审美风格、语言形态和结构方式。此时故都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作家内心的眷念归属之情在创作上找到了完美的契合点,从而使“夜泊秦淮”系列小说理所当然地成为以地域人心传达、展示、思索地域人文形态的一部出色的佳作,构成了自成一体的具有浓厚地域色调的“秦淮河派小说”。

注释:

[1]吕晴飞:《北京的地域特色从何处体现》,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89年,第3期。

[2]叶兆言:《夜泊秦淮》,浙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3][4]高松平,沈文元:《论叶兆言的“夜泊秦淮”系列小说》,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

[5]樊星:《人生之谜——叶兆言小说论(1985—1989)》,沈阳:当代作家评论,1990年,第3期。

(朱君秋 南京幼儿高等师范学校 210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