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和平
人教版《八年级语文》选录的短篇小说《芦花荡》，是“荷花淀派”代表人物、著名作家孙犁的名篇，因其语言清新自然、朴素洗练，富有浓郁的浪漫主义情调，常常被人们称为“诗化小说”。本篇小说创作于1945年，因为作家长期生活、工作在冀中平原，对那里的一草一木都异常熟悉，所以他用如诗如画的意境，讲述了一个美丽而感人的英雄故事，表现了抗日军民的英勇行动。主人公是那位“浑身没有多少肉，干瘦得像老了的鱼鹰”的老人，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老英雄。小说叙述了抗日战争时期，一个老交通员夜送两个孩子进入苇塘，因疏忽大意致使女孩大菱不幸受伤，未能圆满完成任务，老人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伤害，他决心向鬼子复仇。这位年近六十的老人，不带一枪一弹，凭着惊人的水上绝技，用竹篙狠狠打烂了十几个鬼子的脑袋，为女孩讨回了血债，也为自己讨回了自尊。人们会以为这是一篇纪实性很强的作品，事实上，这篇小说以浪漫主义的笔调，表现了抗日根据地传奇英雄们的智勇双全和乐观豪迈。
一
孙犁善于用抒情的笔调写出冀中平原军民的抗日故事。他在作品中，常常对具体的战斗过程作浪漫化的处理，如《荷花淀》的结尾，一群少妇无意中把鬼子引进了伏击圈，让水生他们像风卷残云似地收拾干净，这种描写同样包含了令人欢欣鼓舞的浪漫想像。富有意味的是，在孙犁的笔下，你几乎看不到惨烈、血腥的战斗场景。不仅如此，他还善于用富于诗情画意的景物描写来渲染战斗的气氛，舒缓紧张的节奏，他是以谈笑从容的态度来写时代的风云变幻的。
必须承认在那个非常时期，解放区的文学创作要严格遵循政治意识形态的规范与训诫，为了鼓舞广大革命群众的士气。解放区的革命作家有他的难处，他并不是有意扭曲事实，只是想用浪漫的想像来鼓舞民心、振奋士气。这一点对于六、七十年后的孩子们来说是难以理解的。那个逝去的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对于他们是太遥远了。他们会天真地以为所有的一切都是真实的，胜利的果实摘得太容易了，而绝不会以为这只是浪漫的想像。令人遗憾的是，老师们大多只是按照教参资料的提法给学生简单补充一下有关的细节，很少有人深挖细敲，分析小说中的浪漫情怀是有着特定的时代因素的：“文艺要为政治服务”。老师们必须向学生讲清楚，作家这样的艺术处理的原因与目的何在，否则就会给学生造成难以弥补的误导。
二
虽然列宁很早就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说过，在文学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但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文学艺术不可能无所依附。1942年5月，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一位政治伟人的高瞻远瞩，站在历史的高度，为新文学指明了方向，“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转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这自然成为了革命作家从事文学创作的指南针。解放区作家具有浪漫主义气质的作品，大多包含了欢快明朗的英雄主义旋律。但同时也掘开了一条平庸的甚至是矫情的浪漫主义的先河。
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建国后红色经典中的浪漫叙事，还是贺敬之等政治抒情诗中的壮志豪情，甚至包括刘白羽、杨朔等人作品中的诗意与浪漫，都有其暗含的政治目的，都自然地迎合主流意识形态。汪曾祺有一段精彩的论述：“其实我看浪漫主义只有‘为政治的’和‘为人的’两种。或者，说谎的浪漫主义和不说谎的浪漫主义。有没有说谎的浪漫主义？我的《羊舍一夕》《寂寞与温暖》就多多少少说了一点谎。一个人说了谎还是没有说谎，以及为什么要说谎，自己还能不知道么？”的确如此，随意翻开我们的一部红色经典，本来极其凶残、武装到牙齿的敌人，在作者的笔下，他们很随意地就成了不堪一击的愚者、弱者。历经艰苦卓绝的苦斗才获得的胜利，被描述成如此的易如反掌、唾手可得。这种想像与夸张，其目的并不在于有意扭曲事实，（谁都知道革命与战争的血腥惨烈）。真正目的是，在物质条件极其贫乏的条件下，鼓舞和振奋广大人民的勇气与意志，以便更好地、更快地建设社会主义。意在为当时的人们寻求精神支柱与智力支持。正因如此，贺敬之的诗歌中充满着豪气冲天的宏伟抒情，刘白羽的散文中洋溢着壮丽的畅想、磅礴大气的想像，杨朔不得不在《荔枝蜜》中，“天真”地做了一个梦。
三
新中国成立后，这种浪漫情调继续发展。在风云激荡的时代变迁中，一部分政治意识敏感的知识分子作家“意识到自己的文学观念、生活体验、艺术方法与新的文学规范的距离和冲突，或放弃继续写作的努力，或呼应‘时代’的感召，以适应、追赶时势，企望跨上新的台阶。”（文学史家洪子诚语）这些作家，在时代的洪流中辨清了方向，他们为了迎合主流意识形态，主动投入了社会主义颂歌的大合唱中。作为胜利者对逝去历史的英雄回望，无论过去的斗争与生活多么艰苦卓绝，但胸中始终充溢着战天斗地的豪情，因为“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一穷二白、满目疮痍的社会基础客观上也要求人们忘记苦难，昂首挺胸往前走，积极投身于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决定了那一代的建设者必然生活在物质的贫瘠与精神的富足中，政治乌托邦的光环始终是创业者们心中永远的明灯。
建国后优越的政治地位、繁冗的事务也渐渐磨去了部分作家们的才情；政治意识形态客观上也要求他们必须高唱赞歌，让小我消失在共和国颂歌的大合唱中。作家们已经成了“时代的单纯的传声筒”，简单机械地用政治意识形态代替了审美意识形态。作家们已经失去了应有的主体精神与独立意识，自觉地或不自觉地逐渐成为共和国政治意识形态的宣传者与阐释者。
四
浪漫主义在“浮夸风”时期登峰造极。1958年3月成都会议时，为了给大跃进运动以智力支持与精神鼓舞，著名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原则被提出，终于在意识形态领域确立了浪漫主义创作手法应有的地位。
为了在意识形态上更好地为“新民歌运动”制造声势，很多文艺理论家纷纷撰文，从理论的高度对其合理性进行细致而切实的论证。“新民歌产生于火热的斗争中，而反过来又成为鼓舞干劲、动员生产的有力的宣传武器；它还有效地打击了社会主义敌人，又旗帜鲜明地表扬先进、批评落后；它是行动口号，是决心书，是刺枪，而同时又是鼓舞斗志的美丽的诗篇。”“浪漫主义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群众生活中来的，目前生产大跃进中，群众那种英雄的共产主义气概，那种创造性和想象力，就充分表现了革命浪漫主义的精神。”
这些理论上的阐述与论证，在主流意识形态领域里奠定了新民歌运动的合法地位，必然导致了新民歌运动如火如荼地在中华大地上铺展开来。诗歌必须抒发理想、壮志和豪情，在这一理论的规范下，美好的共产主义前景被空前的强化，整个诗坛都充斥这漫无边际的夸张与想象，整个社会与国家都处在一种无根的漂浮状态中：“干劲真是大，碰天天要破，跺地地要塌；海洋能驯服，大山能搬家。天塌社员补，地裂社员纳。”毫无疑问，严酷的现实处境中，广大人民有改变现状、快步奔向共产主义的迫切要求，也有战天斗地、毫无畏惧的壮志豪情。新民歌运动在一定程度上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振奋了人们的精神，但也埋下了虚假浮夸的祸根。
五
1979年，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对建国后三十年文学艺术的成败得失作了系统的、客观的评价与总结。“在这个崇高的事业中文艺发展的天地十分广阔，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在正确的创作思想的指导下，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彩，敢于创新。要防止和克服单调刻板、机械划一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不言而喻地宣告了“文艺必须服从于政治”时代的结束，预示着新时期文学艺术的蓬勃发展即将到来。浪漫主义文学枯木逢春，渐渐复苏过来。知识分子恢复了应有的人格独立与精神自由。
纵观上世纪40—70年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它规规矩矩地遵循着《讲话》所规定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因此遵循规范的作家们常常“以先验理想和政治乌托邦激情来改写现实，使文学作品‘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浪漫主义’。”孙犁的很多浪漫抒情小说就是其中的代表。
有了这些意识形态和文学史知识的铺垫，教师就可以引导学生深入理解这篇作品中浪漫情怀的特定的时代意义了，也不会误解了那个远去的硝烟弥漫的战争时代，更加珍惜当今和平安宁的幸福生活，更不会辜负了作家的一片赤诚与苦心。
（顾和平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 221011）